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

『壹』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历任会长

王正廷
郝更生
周至柔（1956年6月-）
邓传楷（1957年－）
杨森（1961年2月－1973年6月）
黎玉版玺（1973年6月－1981年12月）
郑为元权（1981年12月－1987年9月）
张丰绪（1987年9月－1989年12月） 张丰绪（1989年12月－1993年12月）
郭宗清（1993年12月－1997年12月）
张万利（1997年12月－2001年11月）(自1999年5月起.因故长期请假)
李武男（1999年5月－2001年7月）副会长代理会长
张朝国（2001年7月－2001年11月）副会长代理会长
蔡辰威（2001年11月－至今）

『贰』 民国时期体育运动当时的报刊是实时报道的吗

我认为民国时期体育运动当时的报刊44的报道，像比方说像大公报等情况报道的都是当时的体育情况。

『叁』 国民时期的体育活动和现代社会的有什么不同

随着使时光的流逝，我国一步一步的步入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高速度，高步伐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众多现代人都感到难以适应，造成了身体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现代，在古代甚至国民时期的人们都是十分热爱运动来锻炼身体的。

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重身体健康。所以各种各样的体育用品体育活动也随之而生。就像每年都会举办的运动会，在国际上举办的冬奥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都是旨在督促人们锻炼身体。并且在我国的各个省市之中也会举办市级省级的运动会。现代设社会的体育运动往往是规律的，并且有专业性的，也有业余的。不下像国民时期，只有人民群众自己在锻炼，国家并没有从规模上来组织人民进行体育活动。

『肆』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简介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Republic of China Sports Federation（R.O.C.S.F）），简称体总会或中华体总会。为中华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单位，负责国内运动推广与区域性运动会等赛事。以推展全民体育、发扬业余运动精神、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国际体育联系与活动为宗旨。
体总会原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简称“全国体协会”，于1924年8月24日成立，是中华民国全国性体育运动的领导组织。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73年改组，改称为“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分立出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并由个人会员制改为团体会员制。于1989年12月23日改为今名。

『伍』 民国五个不同时期的列强侵华 和政治或运动都有哪些 请从五个不同时期来列出

1912年-1949年中华民国统治中国大陆其间，一般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年-1928年北洋政府（北京政府）时期，二是1928年-1949年国民政府（南京政府）时期，其中北洋政府时期又可分为1912年-1916年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年-1920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1924年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928年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又可分为1927年-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据我所知是没有五分法的。
从1912年到1949年，列强以武力侵略中国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列宁派兵侵入外蒙古，驱除驻守在外蒙古的北洋军，最终导致外蒙古独立，第二次是1931年-1945年日本侵华，第三次是1945年苏联以消灭关东军的名义入侵东北（雅尔塔协定是英、美、苏三国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牺牲中国利益争取苏联对日作战。）
从1912年到1949年，政治运动主要有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第二次护法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1927年中共军事起义、1928年东北易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40年黄桥事件、1940年皖南事变、1945年重庆和谈、1949年北平和谈。

『陆』 谁给我民国时期的体育资料,要全啊,谢谢

民国时期的体育节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全国性的体育节。

体育活动，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体育活动的开展堪称久远。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西方体育活动方式和理论的逐步传入，中国的体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学校中较普遍地开设了体育课，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门人才，民间曾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过一些体育活动等，一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皆对此不予重视，绝少扶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国民体育法》，但实属具文，从未认真实行，从而造成中国体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如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参加的项目中全部失利，仅靠武术表演挽回了一点面子。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尝到了体育落后的苦果。当时急需扩充军队，但由于以往不重视体育，广大民众更因生计艰难而无从锻炼身体，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国民体质的提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征募到合格的兵员———应征的“壮丁”不壮，多为“瘦丁”。据军政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数次降低入伍的身体标准，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随后考选空军时，体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少代表呼吁开展国民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急抓体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修正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议案，经过努力，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法》，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受体育训练的义务，由此以改造国民的体魄，增进民族健康，还规定教育部为主管全国国民体育的行政机关。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称：“为利用重九习俗（指民间重阳节登高的风俗）推行国家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并为实施国民体育，纪念国父首次起义（即孙中山拟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起见，特规定九月九日为体育节，并拟定《体育节举行要点》。”此议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颁布全国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规定的体育节。

1942年第一届体育节的庆祝活动十分热烈、隆重。

从8月开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即对庆祝活动进行周密安排，至八月底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决定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的有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西安、汉中等11座重要城市和福建省连城等16个县，举行一般活动者也不在少数，其中重庆的庆祝活动最突出。9月9日下午2时半，首届九九体育纪念大会暨首届重庆市运动大会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广场开幕。随后重庆举行的体育活动有：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健身班的技巧运动表演，中华国术学会武术表演，英国驻华使馆对中国信托局、荷兰驻华使馆对中央银行的网球比赛，美国空军的垒球比赛，川东师范学生足球赛，滑翔机跳伞，儿童游泳表演，团体健身操表演，女子篮球赛，爬山，渡江，踢毽子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如江西的自行车比赛，西康的射击比赛等，均受到民众欢迎。

1943年第二届体育节，各地仍然十分重视，如重庆，9月9日当天，除照例召开庆祝大会，举行体育表演等传统庆祝活动外，还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民族健康游行”，体育表演队、女护士队、清洁夫队、马队、贴标语队，并有马车十辆，均布满卫生教育标语，每辆车内有儿童二人，表示注重儿童卫生之意。

但1944—1945年的第三届至第四届体育节，则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1944年已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而更加腐朽，整个战局每况愈下，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一败涂地，引起国统区人心恐慌，民众对当年的体育节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兴趣。1945年9月9日体育节，恰逢当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国狂欢，万民同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体育节当然也无暇过问了。

1946年的体育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体育节，各地皆隆重庆祝，特别是在当年沦陷、而今已光复的地区，举行体育节尚属首次，因而体育活动更为热烈。南京的庆祝活动在9月7日即开始，7日与8日活动有游泳比赛，9日举行爬山比赛、网球表演赛、篮球赛与武术表演。又如上海，据《申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市体育馆举办了“体育与卫生”的演讲会，下午举行乒乓球、篮球表演赛。虹口游泳池下午举行游泳赛。体育节前后，全市还举行了警察杯篮球赛。

然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违背历史潮流，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反动统治，发动了新的内战，全国人民很快陷入苦闷之中，国民经济迅速恶化，人民生活朝不虑夕，体育活动因经费支绌而陷入了窘境，体育节庆祝活动遂呈江河日下之势，一届不如一届。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为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国民党当局仍然举办体育节庆祝活动。但除南京等处外，各地多采取敷衍态度，举办一些小规模活动即算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置的体育节及其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走向崩溃，体育节也相应地走向了衰微。这就从反面证明，没有进步的政治、社会的保障，就不会有文化艺术的真正繁荣昌盛。

http://www.tyj.gd.gov.cn/sheng/docc/qunzongtiyu/index4.htm
清末民国时期的高校体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660457.htm
西方竞技体育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bjtydxxb/bjty2004/0407/040727.htm
论民国时期(1927-1949年)我国体育课程的演变过程、特点及其历史价值(在多刷新几次才能链接上)

『柒』 民国时期怎样开展卫生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舆论对于我国卫生事业现状的共同看法是：我国民众卫生智识幼稚，卫生习惯缺乏，欲使卫生建设顺利推展并获致实效，必须施行民众卫生教育。有卫生学家认为，如果国民无个人卫生常识，则一举一动都有违卫生原则，自取病亡，卫生当局也无法一一照护；国民若无公共卫生常识，则不解卫生行政的用意，在个人自由略被梗阻时，势必起而破坏和阻挠。此话点出了民众卫生教育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双重意义。近年已有若干篇什论及民国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问题，不过对卫生运动这一教育形式却未加注意或语焉不详。卫生运动是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在规定时间举办的运动，并非某城市或某区域的个别现象，本文拟以天津为例折射出其时卫生运动的状貌，在作较细致描绘的同时也试图探究卫生运动的时代意义，期能为当下的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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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城市已注意通过用白话写就的告示向民众传递卫生常识，但在当时教育不普及、文盲居多的情况下，此种宣传难免有较大局限性。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时期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开展的卫生运动，在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都有明显拓展，也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1928年南京政府通过了《污物扫除条例》，规定各市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举行一次大扫除，同时《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也定这两日为各城市举办卫生运动大会之期。后者明令卫生运动应为期两日，第一日以陈列卫生标本和书画、邀请卫生专家演讲为主，目的在于引起民众对卫生运动的兴趣，宣传公共卫生智识。第二日为游行与大扫除。这两个卫生法规看来有叠合之处。它们对卫生运动的时间、基本内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卫生运动的依据。
在具体操作中，虽然卫生部规定卫生运动为时两日，但实际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延长。天津市卫生局也因为“感觉一两日之运动，收效甚微”，故而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拉长为1—2周，甚至长达1个月，且通常把5月和12月的运动分别称为春季卫生运动和冬季卫生运动。
在组织方式上，为了扩大卫生运动的影响，天津市卫生当局通常会寻求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作。例如1929年的春季卫生运动举办之前，卫生局召开了有警备部、市执委宣传部和市属各局代表参加的筹备会，并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筹备会会员分认各种事务，如总务科分设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纠察5股，宣传科下分出版、讲演、展览、游艺、布置5股，结果有财政局的代表自认担任会计，港务局代表承揽纠察事宜，卫生局人员负责庶务，社会局组织展览，教育局协助开展灭蝇运动等等。此后的卫生运动也都邀集其他机关团体共同举办。各局所之间横向合作的组织思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诚如当时的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所言，卫生运动“关系市民健康甚大，卫生局虽负有专责，但终须社会各方面共同筹划进行，庶能得力迅速，收效宏大”。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成为卫生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至于卫生运动的内容与方式，虽然历次举办时间各有长短，但基本不离演讲、放映卫生影片、大扫除、卫生展览会和灭蝇运动等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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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教育的倡导者看来，“在卫生宣传的方法中，以口头的宣传为最易实行，而又以演讲为最”。卫生电影则能“将其实际情况灵活地表露于观众眼帘之前”，具有“容易指示民众”、“吸引民众”和“感化民众”的优点。在天津的卫生运动中，卫生讲演即为最常使用的宣传手段。如1929年春季卫生运动大会的前一周以讲演为重心，在市区各宣讲所和青年会共举办了三十几场讲演，内容针对妇孺、青年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涉及重要时令病之预防、传染病之由来、尘土与卫生之关系、公共卫生、近视眼与学生之关系、家庭卫生、工业卫生、结核病之传染及其预防法、天津民众盲目之原因等，讲演者多为天津市名医。有时为了配合清洁周运动，讲演会也会举办一周，向听众讲解“家庭卫生”、“眼的卫生”、“牙齿卫生”等切近日常生活的卫生知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卫生讲演的举办并不限于卫生运动期间，为了普及卫生常识，市政府也在平时派人员赴各戏园、茶园和电影院进行卫生讲演。
因为担心一般市民对于卫生讲演不太感兴趣，卫生电影也被用作引发人们兴趣，借机传播卫生常识的工具。影片有时借自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也有由本地学术团体拍摄的。如某次运动大会上播映了由天津华洋防盲会摄制的电影“北平盲人之生活”，内容包括眼病的起因和盲人的痛苦等，以真实的形象警醒民众注意用眼卫生。至于传单这种寻常的宣传手段，卫生部门自然也没有弃置不用，而是经常印制一定数量散发给民众。传单的内容也切合着时令，如冬天就相应地介绍关于流行性感冒、冬季卫生与衣服、冻死冻伤方面的知识，还提醒民众留神煤气中毒。
如果说卫生讲演和卫生电影等使人们通过耳闻和目睹的途径接触到卫生和疾病知识，卫生展览会则以另一种形式引导人们认识疾病及其预防方法等等。
天津最早的卫生展览会举办于1906年。是年，张伯苓、蔡乐尔、陈芝琴、全绍清、章元善等社会知名人士鉴于津埠“虽历年叠经官府谆谆劝告，而城乡一带其道路沟渠污秽如故，不知力求清洁，作思患预防之计”，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热心人的极力提倡和锐意讲求，于是带头发起卫生展览演讲大会，希望藉此可使人们“咸知卫生一道为人生之必要，从此互相讲求，谋公共卫生幸福”。此次展览会在天津的安徽会馆举行，为期三日，共展出主要由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提供的模型和图画等共150余种，此外也有关于各国人口死亡率的演讲。与后来由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相较，此次展会时间短暂，规模不大，仅有中外商学界数百人参加，不过社会精英对公共卫生的倡导和关注仍值得称道。展览会布告把卫生的价值标举为：“种族之强，国家之盛，良由是也”，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精英如何回应强种救国这一时代课题。
1929年，天津市政府在春季卫生运动期间举办了第一个官方的卫生展览会。举办卫展的动机，用其时津市市长的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故又搜集各种模型标本，使大家观览，俾得真切之认识”。此次展览会的展品有四千种，根据性质分别归属病理部、生理部和饮食物品部，陈列于青年会供市民自由参观，以使观众了然于“卫生之道及防病之法”。其中病理部包括急慢性传染病、花柳病、寄生虫类、中毒类以及其他类别的各种标本，如天花患者的人面标本，痢疾、霍乱症的人肠标本，酒精中毒者的肠胃、肝心等病症模型，梅毒患者的各部标本等；生理部有用药水泡制的各月胎儿和人体的各种肉瘤；饮食物品部展出各种食品所含的毒菌。展出物的种类堪称繁多。据报道，展会的第一日有观众八百多人，第二日为两千多人，第三四日则已增至三千多人。参观人数的增长反映出展览会似乎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不仅如此，参观者还不时向招待员“絮絮询问”，陈列室内悬挂的两百余种食品成分表尤能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有小学生将它们一一抄录在日记本内留作编辑校刊的材料，以供同学参考。
市政府也和国外合作举办展览会。1936年由中日医药同学会发起、天津市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应该是民国时期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展会。展品五千余件多来自日本的公私医药卫生机关和学校，天津卫生局也提供了少量照片、图表和统计等。展览品按科学研究的畛域分为5大部陈设，每一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展览会会场门口耸立着一个彩色牌坊，参观者由此入内后先有招待员赠送“天津市卫生展览会出陈目录并说明书”一份，随后即可依循治疗卫生部—预防卫生部—保健部—新药部—成药部的路线观览。治疗卫生部的展出品按耳鼻科、眼科、外科、泌尿器科、皮肤科、职众科、北方病、战伤病、兽疫、产妇人科等陈列，预防卫生部展示赤痢、猩红热、消化器传染病等主要病症及其预防方法，保健部主要摆放书籍，新药部和成药部均为药品。全部展品计有照片、标本、图画、模型、器械、书籍、药品等数种。
除了展出上述物品之外，此次卫生展览会还在两家电影院分昼夜两场免费播放卫生电影，每家上映两日。不仅如此，天津市的几家广播电台也负责播送一些通俗的卫生讲演，每日两次，每次约半小时。展览期间，会场附近还设立卫生商谈所和健康诊断处为参观者提供免费的诊疗和其他服务，并为儿童检查身体。后项活动后又进一步扩大为儿童健康比赛，由医生为参赛儿童免费检验身体，将被检者的各种记录汇合后交由专家评出体格优良者。另外展会也编写了介绍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卫生事项的小册子，分发给参观者。
为了“普遍宣传”起见，中日医药同学会事前曾招待新闻界广造舆论，而且在开幕之日也大造声势，不仅用飞机散发写有卫生标语和展览会时间地点的传单，而且燃放内藏卫生标语的焰火。会场附近的大型氢气球被用来告知民众展会的地址与日期，以广招徕。乘火车来津的参观者还可以享受路费减价的优惠。这种宣传阵势似乎起了一定作用，卫展开幕后的第二日参观者即达六七千之多。展览会共举办了20天，截至闭幕时，参观者的人数总计超过了11万，其中各小学的学生占了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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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文所述的宣传活动相比，大扫除运动和捕蝇运动的社会动员面更大。1928年12月14日，天津市举行了首次清洁运动。在此之前，公安局印制了传单，列出了清洁运动中市民应实行的事项，如打扫房屋院落、收拾厨房和厕所、不可乱丢秽土秽物等。社会局也发布了宣言，声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康健，实有相连的极大关系。假使任何那一国的民众个个康健，人人精神饱满，那么这个国家绝没有不强盛的。这是至当不易成例。不过人类的康健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卫生，卫生的要素，在于清洁……清洁运动，虽应该由市政府负责倡导，但绝对不是机关上几个职员的能力，能够达到美满目的。必须要全市市民人人起来参加，继续不绝地时时清洁，处处清洁”，竭力劝说和鼓动全民参与清洁运动。
为宣传此次运动，公安局、卫生局和社会局等市府各局都派出人员参加游行。游行队伍最前列是马巡队，其后为自行车队和化装队。化装队又包括队首的狮子会和中间的运戏车，后面则有一巨人牵着五个小鬼。巨人喻“清洁之神”，五鬼指“清洁之害”，借以表达扫除污秽之意。此举可算是政府的巧思妙想。紧随其后的是警士、各局长官等，最后则为清道夫。甚至部队也参加了游行，并宣称军人的责任“不仅是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也要努力扫除一切污秽。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声势浩大。
在清洁运动的第二日，从公安局长到保安警队和清道夫，携带扫具和土车开始打扫街道。各区也将道路扫除一新，偶尔还有行人帮忙打扫。学校方面，各中小学校长、教职员和全体学生也出发参加清扫。以此为开端，天津市几乎每年都举行清洁运动（或称清洁大扫除），持续时间从早先的半天延长为2—5日到两周以上不等。如1931年的春季清洁大扫除以公安局所辖五区及四个特别区为扫除区域，采取分区轮流打扫的办法，规定5月15—17日打扫第一区，18—21日打扫第二区，余类推，共历时17日之久。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中，扫除工作也按区次第开展。随着清洁扫除运动的不断举行，对市民的动员和监督也逐渐加强。为引起市民对清洁大扫除的关注，卫生局通常会在市内张贴布告和标语，并利用无线电台举行卫生讲演。卫生区事务所的卫生稽查员和各清洁分队长警也分区逐户劝告市民实行清扫。市政府要求各商家住户于期限内扫除积秽，并组织坊长、闾邻长和卫生稽查员等进行挨家挨户地入室检查，以确保清洁运动取得实效。打扫干净的商号和住户被贴上清洁扫除验讫证，卫生主管部门还按段抽査，检查的依据是《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即“土地房屋所有者、使用者或占有者，为保持其地域内或建筑物内之清洁，应履行下列各事：一，备适当之容器，以容尘屑污泥；二，备适当之沟渠以通秽水；三，备适当之便所，以容粪溺”。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按该细则的第9条处罚，后来又改为劝导，淡化了处罚的严厉色彩。对于被判定为不合清洁标准的住户商铺，有时还会再度复查。
大扫除的具体方式通常是由清洁队负责各区马路的清扫，市民和商号等则必须把住室或铺面内外及门窗等处打扫干净，并将秽土放在门外，以便清洁队逐户收取运除。已扫净的街巷由洒水车用净水挨次洒匀，洒水车无法通过的小巷则由各住户自行分段洒水。后来清洁运动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大扫除开始之日先召开大会，经过奏乐、致辞、来宾讲演、摄影等后，与会者即按照事先划定的游行路线举行游行。游行人员和人数也有规定，除清洁队全体长警与夫役、全部运秽汽车、洒水汽车及骡拉水车之外，另有市政府和公安局、财政局、社会局、卫生局各10人、9个区卫生事务所每区各5人、特一至特三区各10人等等。在1936年的大扫除中，市长萧振瀛还亲自手执扫帚走在队伍前列，通过以身作则来倡导清洁。
前已提及，中央下达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市每年举行两次卫生运动和大扫除，就天津市的执行情况来看，春季的清洁大扫除有时持续时间较长，如上文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起讫时间为4月20日—5月7日，竟长达18天，而冬季的大扫除一般只有两三日。这一点估计和天津地处北方，冬季天气严寒清扫不便有关。1930年12月天津市没有如期举办清洁运动，就是因为全绍清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在严冬强迫商民实行打扫，无异于敷衍搪塞，反而难收实效，因此征得中央同意加以变通。这些规模不等的清洁运动以“提醒民众之注意”，“唤起市民们注意清洁，增进康健，免除疫疠”，“整饬市容、提倡卫生”，“振刷市民精神”为旨归，但相关记载的阙如使我们难以得知其实际效果以及民众的评价。我们只能推测，全社会动员的大扫除运动多少会给天津的都市景象和商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改观。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清洁与卫生尤其是防疫之间已经建立了逻辑关系之后，城市居民也因此不得不面对现代卫生行政的触角伸入个人生活领域的现实，接受官方人员的登门劝导及对其住宅清洁程度的检查与评估，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奏难免会产生影响。一位小学生目击了某次卫生检查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昨天上午放学，刚到家里，就听喊嚷，查卫生的来了，吓的各家，室内扫的比每天清洁，院内外有洒白灰者，有洒卫生水者，恐怕挨罚。小朋友们呀！吾愿天天如此洒扫清洁，于我们自己有莫大的利益，那怕他查卫生呢？
显而易见，至少有一部分市民因迫于检查和罚款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讲卫生”的姿态，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卫生行政的要求。而这名学童倡议天天洒扫，表现出比一般市民强烈的卫生意识，则或许与其所受的卫生教育有关了。
官方的宣传强调了清洁运动的正面价值，然而也有人对此运动表示担忧。天津的西医王祖德告诉人们，以高级领袖的身份亲自参加大扫除以为他人倡，始于冯焕章将军。冯氏因为出身行伍，对医学卫生缺乏研究，所以想以亲自打扫街道来提倡清洁。然而“其意甚善，其害实巨”，因为继其之后许多市县都集合中小学生参加大扫除，这些学生多为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孩童，尘土中激扬起的微菌很容易入其口鼻和肺部，故名为清洁运动，实际最终却与本意大相悖谬。作者还以国外的卫生实践作为反例，指出国外厉行卫生，向无召集学生和市民作扫街之举者，而是由清道夫役于昏夜中进行。作者尤其叹惋，站在科学的旗帜下领导全国的上海，其市长和卫生局长竟然也亲执扫帚，领导市民开展清洁运动。清洁的作用自然不能轻易否定，但在我们很可能不加细思地认为清洁运动是对卫生现代化的趋近时，主流舆论之外的声音能提醒我们对类似举措的现代性、合理性是否真的不言而喻多一分忖度。
为了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政府也积极向苍蝇宣战，组织灭蝇运动。
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多于每年夏令举行，宣传与竞赛相结合是其常采取的方式。因为苍蝇繁殖能力强，危害极大，灭蝇办法遂成宣传重点。为求根绝苍蝇，卫生局希望民众定期清理容易孳生蝇类的地方，如垃圾箱、厕所、粪坑粪池、畜舍，此法即所谓的“除产地”。对付蝇蛆和成蝇的方法，从喷沸水、撒石灰到如何制作捕蝇纸，更被详细介绍给民众。由于民众未必知晓苍蝇为传染病的媒介，卫生主管部门也向他们解释灭蝇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并吁请民众合力灭蝇。类似的卫生常识除了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播之外，也印制成传单散发给各机关、团体、学校和民众，并邀请名医到天津市各讲演所演讲，扩大灭蝇宣传，或在重要街衢贴挂宣传标语、图画和旗帜，以唤起市民对于灭蝇运动的注意。
天津市开展第一次灭蝇运动时即诉诸有奖竞赛的办法，赏格为银盾、奖牌和夜光表等。天津市小学生是灭蝇运动的干将，赢得了前数名，但也有小学生之外的市民以个人名义参加捕蝇运动并获奖，遗憾的是报纸没有提及这些人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组织市民灭蝇运动或大会，其宗旨不仅在于“提醒民众注意蝇类之祸害”，也期望能由此“激励市民实行其社会服务之精神”，而市民对于该活动也并没有袖手旁观。不过，根据目前的资料还难以判断市民参与灭蝇运动是因为真正认识到苍蝇的危害，还是受奖品的诱惑。说到奖品，为了刺激人们的参与热情，卫生主管部门曾向其他机关团体广征奖品。在它的号召下，教育局、工务局、财政局等纷纷赠送银盾、手巾、香皂、牙粉、牙刷等物，天津商会则购置了捕蝇具50把送给社会局作为奖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广泛性。
这种以给奖的方式举办的市民灭蝇大会，有时被认为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宏效难著”，因此市府也决定变更一贯做法，效仿北京等地，出钱收买死蝇，以唤起市民扑蝇的兴趣。具体办法是市民将扑杀的成蝇集到一定数目，装成小包送到指定地点出售，价格为每大铜元一枚购买死蝇一千个。次年的收购价改为每百个为一包，每包给铜元二枚，所收死蝇按日用焚毁炉焚毁。不过或许因为出钱购买死蝇毕竟会增加财政负担，资料显示在随后几年中此法在天津未被再次使用。
在小学生中，市政府组织了灭蝇图画竞赛和讲演竞赛。图画竞赛的获奖者除受到奖励之外，其作品还和其他比较出色的图画一起在青年会展出。从标题看，这些画作表现的是小学生们对苍蝇的各种认识，如“一个苍蝇，每年要生殖子孙十八万八千三百五万万，那（哪）一个都能致人于死命”、“蝇害甚于飞机炸弹”、“强盗杀人要流血，苍蝇杀人不见血”等等。讲演竞赛先分五区在全市市立小学范围内举行预赛，预赛的前二名再进入决赛。决赛时小选手们的讲演基本以苍蝇的危害和扑灭苍蝇的方法为主题。这些竞赛对于参加者以及旁观、旁听者而言不失为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在灭蝇运动中，天津市卫生行政机构不仅扮演了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且也身体力行，组建灭蝇队逐日到各个警区界内的公厕以及污秽肮脏蝇蛆容易栖止和繁殖的地方，泼洒石灰药水。在1934年5—8月的灭蝇运动期间，市政府共查明全市粪坑15346个，污秽潮湿地方2393处，消毒1700次，收买苍蝇947600个。有趣的是，市府还制作捕蝇拍五千把，分别送给各警区（再由各警区转赠给民众）、教育局（然后再分发给学校）以及鲜货店等店铺。从政府拟定的灭蝇运动办法来看，政府并不专意以扑灭多少只苍蝇为功，而是希望能从源头上杜绝苍蝇的产生，所以规定住户铺户的厨房均宜收拾干净，不可堆积污物；厕所宜每日扫除一次，粪桶加盖，每星期于桶内撒生石灰一次；不可向街巷内泼洒秽水，应该用有盖的秽水桶存贮等等。有时灭蝇运动干脆以对市内垃圾集积的场所和厕所等处进行大扫除为前期工作。从这一点看，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具有科学性的一面，由此民众也或多或少能通过这项运动认识污秽与蝇患之间的关系，树立文明的卫生习惯。

『捌』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介绍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体总会原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会”，于内1924年8月24日成立。是中华民容国全国性体育运动的领导组织，中华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单位，负责国内运动推广与区域性运动会等赛事。以推展全民体育、发扬业余运动精神、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国际体育联系与活动为宗旨。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73年改组，改称为“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分立出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并由个人会员制改为团体会员制。

『玖』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会员单位

台湾省体育会
台北市体育会
高雄市体育会
金门体育会 中华民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射箭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健美协会（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保龄球协会（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拳击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马术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击剑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足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高尔夫协会（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体操协会（奥运、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手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曲棍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柔道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空手道协会（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剑道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合球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国武术总会
中华民国雪橇雪车运动协会（冬运项目）
中华民国飞行运动总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现代五项暨冬季两项运动协会（奥运、冬运项目）
中华民国健力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滑轮溜冰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划船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橄榄球协会（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射击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滑冰协会（冬运项目）
中华民国滑雪滑草协会（冬运项目）
中华民国垒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软式网球协会（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游泳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台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跆拳道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巧固球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网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排球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滑水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举重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角力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帆船协会（奥运、亚运项目）
中华民国合气道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山岳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民俗体育运动协会
中华民国太极拳总会
中华民国残障体育运动总会
中华民国运动伤害防护协会
中华民国摔角协会中华民国槌球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十字弓协会
中华民国轻艇协会（奥运、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总会
中华民国台球运动协会（亚运、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拔河协会（世运项目）
中华民国木球协会
中华民国慢速垒球协会
中华民国漆弹协会 备注：并非所有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均受到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承认，本表所列以外的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例如：中华民国壁球协会…等等），则未受到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领导与监督。

『拾』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组织历史

1908年5月23日，在伦敦奥运会举办前夕，天津中英双语的《星期报》（英文名字为 Tiensin Young Men）刊登了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1910年10月18日由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张伯苓等发起成立“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当时因应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成立的体育机构，参加首届全运会的有华南、华南、华北、武汉、吴宁、上海五单位参加，这也是“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原始名称，其筹备会的组织被视为是中国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团体，也是当时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的的雏形。
1913年，在张伯苓、王正廷等人和菲律宾青年会总干事布朗等人的倡导下，第一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改称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15年5月15日下午2时30分，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正式开幕，王正廷任会长。第4届远东运动会：1919年，第4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中国体育界人士提出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远东体协：1920年，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1921年中国各地区体育联合会代表在上海集会，选出临时领导机构。 中华全国体协会的成立，源自在武昌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这一届全国运动会是1924年5月22日到24日，实际负责筹备的是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武昌某小学校长黄芷端等四人。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奇迹’，使大会举办成功。
由于该运动会汇集全国体育界领导人士，大家皆认为需成立全国性的体育团体，以统筹推进全民体育，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进而参加国际竞技活动。最后，推选八名筹备委员成立了筹备机构。八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年会时，召开全国代表会，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不过，另有学者指出，全国体协会的成立日期，可推前到1910年10月18日由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张伯苓等发起成立“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当时因应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成立的体育机构，参加首届全运会的有华南、华北、武汉、吴宁、上海五单位参加，这也是“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原始名称，其筹备会的组织被视为是中国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团体，也是当时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的的雏形。
1922年4月3日成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机构的英语名称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1922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21届年会获得承认即代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至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性机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均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任。
1924年7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并取代原有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一切职能，对外代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机构的英语名称继续使用“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两会主席均由王正廷担任。
1936年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全国体协会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体育考察团’随奥运代表团前往观摩，同行的还有一个‘国术表演团’。代表团及国术表演团共有七十八人，由王正廷任总领队。
而后抗战爆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体协会亦随政府西迁，几年来体育协会没有实际负责人，会务停顿。直至1941年得以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模范区135号办公，并于5月向社会部备案，批准为社会团体。抗战胜利后，全国体协会迁回南京。1947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十多个分会，并在南京建国路七号觅得会所办公。 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战败，全国体协会随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关于代表中国的国际奥委会的席位问题，两岸问题、“两个中国问题”在体育方面成为敏感话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别成立民间运动团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All-China Sports Federation,ACSF），及政府运动机构：国家体育总局。而后在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名古屋会议决议，将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席位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全国体协会迁至台北后，会务停顿近两年，之后其会址迁移不定。1954年全国体协会筹备参加第二届亚洲运动会，并在亚运会后首先成立中华全国篮球委员会，聘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担任主任委员，组队参加第二届世界杯篮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体协会筹备参加1960年第八届冬季奥运会及第十七届罗马奥运会。该届奥运会因国际奥运会硬性规定必须以台湾或褔尔摩莎名称参加，所以代表团于开幕典礼持“抗议下”英文字样白布出场。该次奥运田径选手杨传广在十项铁人获得银牌，成为首位获得奥运奖牌的中华民国运动员。而冬季奥运会虽获美国支持，但是因需先申请加入国际滑雪总会和国际滑冰总会为会员，又受政治影响未能及时获准，致未能正式参加比赛。
杨森接任理事长后，由于当时是中华全国射击委员会主任委员，因此全国体协会得以搬到在台北市水源路新店溪畔的全国射击委员会办公。1962年集训以参加第四届亚洲运动会，曾洽借台湾大学体育馆办公。但后来印尼阻止中华民国及以色列参加，致未能赴会。之后全国体协会又迁回水源路。后来台北市政府推行防洪计划工程，要建设堤防，全国射击委员会楼房在堤防外，只好拆除。
第十八届东京奥运会即将举行，杨森为了寻找固定的办公处所以便利照顾选手，最后台北美国学校将旧校舍借给使用，全国体协会于1964年8月16日迁入，至此终于有固定会址。杨森整顿会所后将没有会所的运动委员会迁入。由于原址土地属于国有财产局，同年租约到期后变成了违章建筑，至此面临搬迁问题。杨森希望能有适合场地搬迁，或是直接将该地买下，但皆未果。而后办公室发生不少灾难，先是因为火灾，将体协会办公室、陈列室及许多宝贵的资料烧毁。隔年艾尔西台风与芙劳西台风分别来袭，把办公室的屋项吹垮，到处漏水。而后在经过工商界人士捐款之下，依照政府规定，违章建筑不可以加大的原则下，改建成平顶房屋，继续办公。
1968年参加第十九届墨西哥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将台湾的名称，改为中华民国。在这次奥运会上，田径女杰纪政，参加八十米跨栏，以十秒四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并赢得铜牌，成为第二位获得奥运奖牌的中华民国运动员。 1974年7月17日，对全国体协会进行全面改组，将全国体协会更名为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由黎玉玺将军出任理事长，杨森为名誉理事长。体育协会原有个人会员与团体会员，则一律改为团体会员，原来总干事的名称改为秘书长，聘周中勋担任。其次，将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独立成单一组织，由徐亨出任主席，
1979年，中华民国的对外体育交流特别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由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中华体协会则以推展全民运动、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与国际奥会及国内外各运动团体联系为宗旨，发展全民运动事项及参加或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区域性运动会事项。 1989年12月23日中华体协会更名为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Republic of China Sports Federation（ROCSF）），并于同月29日改选首任会长，原任中华体协会理事长张丰绪蝉联会长、陈金树继任秘书长。
1993年12月28日，体总会第二届会长改选，原任会长张丰绪由于人团法之限不得连任，经全体会员代表重新投票，结果郭宗清将军以高票荣膺会长职务，改聘蔡特龙为秘书长。
1997年12月27日，第三届会长改选，由于原任会长郭宗清将军表明不再连任，经全体会员代表重新投票结果，一致推举教育、企业界出身且常年出钱致力于体育界之原任副会长张万利先生出任会长，并聘体育科班毕业且精通企业管理之廖裕辉先生任秘书长。
1999年5月起，张万利会长因故长期请假，会务由副会长李武男代理，直至2001年7月，总会面临左训中心及北训中心裁撤，在人员资遣及安顿处理妥当后，交由副会长张朝国代理至2001年11月27日的第四届改选；期间秘书长廖裕辉于2000年9月自雪梨奥运返国后请辞，10月由文化大学副教授魏香明接任，襄赞代理会长处理体总转型会务。
体总自第四届改选后，由企业家出身的橄榄球协会理事长蔡辰威接任会长，随后新任理监事改选就任；秘书长则由体育科班出身并具有体育行政二十三年经验的陈光复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