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质上分析经济责任形成的原因

A. 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经济政策错误
★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
★自然灾害
★全球化的后果
★金内融政策错误
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容是贫富悬殊，这次危机如此严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太高！具体分析如下：
一、消费份额
市场上的所有商品就像一块大蛋糕，每一个人都有它对应的消费份额，你的份额就是你的收入。
如果需求不足、商品总量上销售不畅，那就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有人没有从市场上拿走属于它们的消费份额！为什么没来拿呢？
二、需求沉淀
商品与货币总是同时反方向对流，因此，如果商品不动，肯定是有人群将对应的货币储存了起来，不管这钱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没有流动！
因为资本主义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私有制与资本家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占有生产资料是为了占有更多的消费资料，占有了就能消费完吗？所以，资本主义永远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每一个生产循环都会产生需求沉淀，积累多了就是危机！
在危机期间，穷人苦熬，富人慢慢将多余的沉淀消费完之后，生产再次恢复；如此往复循环，像发癫痫病一样无穷无尽。

B.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体制演变史实的原因和评价

①建国初期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
②1958年,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党又轻率地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③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中央的这些措施,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从1962年,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④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首先在全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这就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接着城市也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经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C. 分析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在国家体质上的不同点，并分析说明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

古希腊全都是城邦建制,普遍实行的是共和制,没有帝王，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外敌入侵的时候更多的是结盟一致对外，比如波斯的入侵。打退外敌后又内部争霸，主要是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的争霸。基于地缘和文化的原因把他们统称为希腊。.后来由于斯巴达和雅典两强争霸，导致了希腊的衰落，被亚历山大帝乘虚而入，统一了希腊，但史学家普遍不认为他是希腊的国王，而是马其顿的国王。

古代中国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的是君主制。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极权制度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是：
一、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其形成是由封建经济基础决定的。
1.中国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小农经济非常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冲击，要维持生产和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就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大体适应了这一要求，这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2.封建经济的分散性，使得封建地主有着极强的割据性。割据局面一旦出现，必然引起社会的动乱，严重威胁封建政权基础的稳固。因而，必须要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割据势力的膨胀。
3.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强有力的政权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
二、其思想根源：法家的“集权”理论。
三、其历史根源：华夏族共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从“君权神授”“天子以四海为家”“家天下”到春秋战国后的“大一统”，都为其形成提供了社会文化的来源。
四.中国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也是促进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1.中国起源于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水患的需要。
2.抗拒自然灾害，救济灾荒的需要。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协调组织。

D. 经济责任制的社会背景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然而，困扰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两大制度瓶颈问题在深层次上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力度，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传统的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单兵作战、单兵突进，尽管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缺乏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配套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积极稳健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统筹规划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高效有序的民主管理制度的有效支撑和强力配套，许多地区的合法土地权益不时遭到基层政府与资本联手的不法侵害，其制度威力随着耕地的不断被蚕食以及土地单位产出量的日益极限化而逐渐减弱，引发了有识之士对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社会稳定等问题的担忧；加之长期以来我们对土地承包制期限、土地流转方式、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民的自组织能力、现代农业的发展走向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缺乏前瞻性思考和大胆探索，从而导致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农村社会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另一个是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建设水平多年来严重落后于城市，政府的欠账既很久又很多，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等公共服务体系不仅初始水平低下，而且彼此之间缺乏有机配套，地区之间发展程度更是极不均衡。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鸿沟不仅导致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而且依附在农民身上的户籍问题、自由流动与迁徙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文化娱乐问题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得到有效缓解，反而有进一步强化之嫌，其结果是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分化程度。据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年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年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这一客观现实深刻地表明了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我国仍然出现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已然外在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局势之严峻状况，农村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然外在于城市高速发展的发展局势之严峻状况。
为切实破解农村改革发展难题，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真正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勾勒了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路线图”——“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超越传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初始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双重目标之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真正实现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之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也就是说，创建双重超越背景下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路经在于两大方面：一是在对传统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超越之基础上，全面建构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系统制度体系；二是在对初始水平低下、覆盖范围狭窄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进行超越之基础上，全面建构广大农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新型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要实现第一个超越目标，就要求我们在完善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把眼光放得更开阔和长远些，努力构建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配套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积极稳健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统筹规划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高效有序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并将其与农民自组织与谈判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土地流转方式的多样化、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等有机结合，从而为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础。
要实现第二个超越目标，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置放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责，彻底破除千百年来缠绕在中国农民身上的非国民待遇问题，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在解决多年的历史欠账的基础上，构建以民生为重点、惠及全体农民、全覆盖、高水准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加快城乡协调发展步伐，从而为创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

E. 经济责任制的意义浅论

国有企业改革中我国的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是经济制度变迁中关键的存量变迁发展的实质性内容。经济责任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所在。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落后是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是根本所在，其资产负债率过低，使得其依赖于银行的贷款和财政的救济，因而当国家的银根收紧时，就会导致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匮缺，从而使得其经济效益下降。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多年以来一直处在资金投入不足的境地之中，因而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发展状况。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天然落后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质上就是旧有体制的转轨问题。既有制度下的政府、银行和企业的连带关系决定了企业改革的实际困难，中国的企业改革分别采取过“放权让利”、“承包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形式，不可否认，产权改革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从经营权的思路走向法人财产权的思路是正确认识到了改革的问题所在。即实现国有企业的独立地位，实现法人制度同经营权的结合。法人财产权的实现，对于国家所有权中企业组织的独立性作出了制度的规范性规定，但是制度的变迁，是由制度事实和社会运动所决定的。“不可想象，在一个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的国家，会存在高效率的、充满活力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机构多而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明、缺乏科学和严格的考核，工作效率不高的管理制度，而且它在改革中没有受到多少触动，成为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机关对于国有资产的责任包括持股责任、资本保值和增值责任、监督责任等不落实，微观的企业制度就是设计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不仅如此，部分国有企业依赖于良好管理取得经济效益的例子屡见不鲜，而同时众多企业出现的“斯密克现象”也表明了国有企业管理不善是其经济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我们认为，对于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改造其目的同样是为了间接实现管理水平的提高。
国有企业改革，使之与市场经济相兼容，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同样是与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好的文官制度作为基础性的保证，没有完善的竞争市场对其实行有效的约束，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将是一相情愿的。正是如此，经济法及其经济责任制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令各种各级国家机关都做到责、权、利结合，科学地分工、合作，层层制约、相互制约。对任何一个机关或其首长、工作人员，都不允许存在职责不清-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的情况……完善的、制度化的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经济责任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通过对经济管理主体的约束来要求其依法依照经济规律来进行经济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对国有竞争性组织的规定来实现其管理水平的提高。因而，它对于解决所有权代表人以及经营者之间的行为不规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责任制是实现经济法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目标的基础性的制度，在公有国家内，没有有效的经济责任制制度约束，在既有社会和文化水平下，是难以实现劳动者的权利，难以实现积极的、昂扬的、充满活力和自由精神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
经济责任制实质上是国家加强经济纪律，实现有效经济秩序的有效途径。“正好相反，没有什么可以像民主化那样，对咄咄逼人的官僚主义化和进一步的异化如此有力的抵制作用。民主化不应仅仅理解为权利的民主化，而且应理解为义务、责任和一切物质后果的承担方面的民主化”，这正是经济责任制所要实现的目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色彩。而与此相关的法制改革，则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变法'的特色。经济责任制的完善与发展对于制度变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的制度变迁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融合，市场经济的精髓是决策权的分散化，而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权的缺乏是我国经济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历史和起点，而政府官僚行政机构的发达，国家本位和国家所有权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国法制的基调。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的同时，认识到本土文化的特性及其缺陷所在，才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所在。z中国自1895年以来，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采取德国法系的模式来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这一思路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特色和根本缺陷，即管理水平的低下。
文官制度的不发达和管理水平的落后，以及由其控制的国有企业的庞大，使得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管理混乱极为突出，同时也使得文官制度难以适应制度变迁的要求。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责任的不确定所导致的，管理的提高有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经济责任制通过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的要求，实现对经济转轨的促进，它是进一步实现经济改革的必要前提。不仅如此，改革应当是通过主体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的，认识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由此可见，要是国民经济能够在它的内在动力-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富有效率和效果地灵活运转，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各个管理经济的国家行政组织要改变为实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的主体，实行独立的全面的严格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这正是经济责任制的精髓所在。通过保护个体的利益来改革才能使改革有效地进行，“如果我们都能认识到这种利益的差异并尊重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改革过程中的冲突可能会缓和一些，因为这是人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别人协商找到更可行的出路上，而不是放在相互攻击对方和阻挠改革上”。
经济责任制对于经济改革的重要性更表现在对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上，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的经济效益问题一直极为突出，“粗放式”、“外延式增长”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内涵式经济增”，提高经济效益式经济转轨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利用效率过低……而这里的制度原因，就是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预算，亏损了仍能生存下去，大家花国家的钱不心痛，资本损失无人承担责任，借钱可以不还”。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经济责任制的有效约束，经济责任制通过对经济利益的引导，通过经济核算，将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目标切实的体现在制度之中。
经济责任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针对中国的具体弊端提出了有效的制度约束方式，在于从根本上是基于中国的实际的，在于它是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关键和基础所在。
对于走向新世纪的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在一个管理水平低下的国家，不可想象能够出现具有高效益的经济体制。

F. 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3000-5000字内容完整)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 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 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覆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 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
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起伏震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进入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更是逐步恶化并有可能向经济危机发展。历史上曾出现了七次比较大的经济危机，如1637年郁金香狂热、1720年“南海泡沫”、1837年经济大恐慌、1907年经济危机、1929年大萧条、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索罗斯认为是“30年代以来从未遭遇过的严重金融危机，并将终结从里根时代开始的超级大泡沫”。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
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首先，次贷危机引起的动荡已经影响了实体经济，体现在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领域，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尤为严重。其次，次贷危机现在已迅速深化为一场全方位的金融和信用危机，也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迅速影响国家最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极为深远，全球最初都低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我国宏观经济在实施原“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明显通货膨胀”方针指导下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过程中，突然加入了这个外部冲击，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周期显示出由高涨向低迷的阶段转换的危险，一些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也遇到了明显的困难。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国家适时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政策，及时采取措施，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相结合。提出2009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金融危机的危害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的深化将会继续影响到各个行业。首先，可以看到，在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经营不佳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恶化甚至破产。银行的破产使得危机已经延伸到房屋贷款以外的领域，同时房价下跌导致信誉危机的进一步恶化。逾期不付钱的信用卡持有者的人数急剧上升，银行将会出现更多的呆账坏账，影响到银行的利润水平和其他服务项目的业绩。其次，金融危机使全球股市下跌，加上通货膨胀的出现，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导致对未来的预期降低，影响到消费信心和购买能力、内需紧缩。第三，金融信誉下降导致银行紧缩银根，致使企业在短期内出现资金短缺。对那些特别依赖资金流的企业的影响尤为重大，他们能够得到资本的几率下降，企业现金流越来越少，加上消费不景气，导致实业萧条。第四，外贸企业出口下降，美国经济下滑，购买力降低，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美国企业、股市、政府债券上的巨额投资遭到重大损失。经济下滑、政府救市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些发展对于依赖外国消费的中国出口企业来说，维持生存愈加艰难。
二、金融危机的机遇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中国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也应该乐观地看到危机是危险也是机遇。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很好的技术实力和雄厚的资本。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应在自主创新方面进一步开拓思路，在国家的战略指导下寻求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经过改革开放，我们改变了过去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在各行业积累了丰富的优势资源；在对外合作中，要利用综合资源展开合作，提升对外合作的层次。所以，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我们应认识到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
首先，金融危机提供了改变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基本都是被动地接受此前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的金融规则，缺少自己的话语权，而金融危机给了中国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声音的机会。其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摒弃过去产业中主打的中低端的产品，向高端发展，把低附加值的业务进行外包和剥离，通过产品定位的提升，服务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第三，金融危机将倒逼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主要依靠内需的道路上来，由主要依靠投资、 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最先感受危害的是沿海加工与出口企业，表现为订单大批流失。但是，在出口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今年以来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增强。近期中国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果断推出总投资规模为4万亿元的投资及十项强有力刺激经济措施，这会进一步提高内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改善此前过分信赖出口的失衡局面，以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第四，打造高质量的本地化管理和专业技术团队，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立足内生增长，培育先导产业。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有利于降低国际金融风险，而强调技术进步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的经济明显具有对外依赖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会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市场。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出现明显的下降，包括对跨国公司和本土出口企业均影响甚大。在沿海地区，很多中小企业已经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其次，会影响到中国的原料进口。美国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定价中心，美元是世界主要的计价货币。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影响到了主要商品期货市场的资金供求和美元币值，从而造成了原油等主要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中国是世界上的原材料进口大国，对于那些以这些进口原材料为加工对象的企业来说，价格的剧烈波动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显而易见。第三，会影响到中国的投资及投机市场。美国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其自身的流动性异常紧张，这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据粗略估算，即使不算外汇储备减少的量，近两月流出我国的资金超过了800亿美元。例如，一些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主要投机对象的资金撤离中国市场，造成一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下降。
这次金融危机，我国的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都受到冲击，市场的信心面临挑战。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发生自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内涵，心理动力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经济活动也不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信心危机。“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应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需要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和坚强的信心。沉着应对，采取对策，克服困难，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还会通过战胜危机使我国的经济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温总理多次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并持续蔓延。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产品的外需急剧减少，出口增速明显下滑。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中央确立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将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上。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果断出台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统筹兼顾，把扩大内需与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
当前，中国最需要救助的是企业，企业良好的运营能够促进就业，保证民生。政府和银行机构应该大力救助发生资金困难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民营中小企业。救企业就是救那些提供就业岗位的载体，保障就业，就可以稳定人心，提高信心。银行应该改革信贷体系，放宽贷款担保条件，加大资助力度，这也是银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中国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发展战略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能动力量，既要立足当前千方百计开拓市场、稳定生产，又要着眼长远推动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后劲。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调整也不断加快。企业要在应对危机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具体来说，不同的企业在金融危机面临的形势不同，战略措施也不同。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
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形势，积极应对挑战，继续深化改革，增强创新能力，加强企业管理，为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表率作用。
国有企业要把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和提高质量效益作为中心任务，把这次金融危机视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机遇，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做强做大做优中央企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推进技术改造为重要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新突破，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提高整体经济实力。
加快“走出去”步伐，以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为根本途径，提高国际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国际化运作水平；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和服务的生产供应，尽量做到不减员。目前，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国资委要求央企要力争做到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企业面临危机未必要先裁员，采取适当的降薪措施同样可以缓解企业的运营压力。从薪资体系上进行调整，比直接裁掉员工减少成本更科学。因为危机过后，企业扩大生产再次招人、培训，就面临着更多的重复投资。
同时国家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扶持重点行业，比如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缓解成本压力；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和支持企业抓住金融危机的时机，在重点行业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不违背反垄断法的情况下，实现强强联合；培育优强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潜力，拉动消费带动生产。
(二)出口导向型企业
目前全球出现的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风险，企业无论大小都要受到冲击，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一大重要影响就是资金的短缺，贷款更加困难，抑制了多数企业的日常运作和业务的做大；另一大重要影响就是危机降低居民的收入，削弱消费能力，这对出口企业带来直接的冲击就是订单减少，还款延缓，市场狭小，利润微薄，且会引起恶性循环。
出口导向型企业要从自身做起，制定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通过改进管理、节约开支和激励员工提高效率等方法抵御危机。在出口方面除了得益于国家上调出口退税率增加部分收入外，主要还是靠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通过市场多元化扩大出口。拓展多元化的出口途径是可行而且有效的，第一，人民币在过去几年对美元升值，但对欧元、加元、澳元等是贬值的，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大对这些地区出口；第二，中东、非洲、拉美地区以及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经济快速增长，虽然也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仍有增长，应该作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目标市场；第三，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低档商品，多数是生活必需品；收入减少时需求下降的首先是高档商品，其次是低档商品，因此在各国企业都受冲击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对中国部分企业的冲击相对来说并不大，中国企业应致力于市场多元化以保证出口量的增长。
同时，出口企业除致力于扩大出口额外，还应该积极扩展内销市场，以国内市场的增长弥补外部市场的下降。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宏观政策将力促投资和消费增长，政府支出的规模也将扩大，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将使中国企业免受或减少金融危机的影响。
(三)民营中小型企业
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大企业还要严重，包括产业结构矛盾还比较突出，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内部的抗风险能力亟待提高。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小企业的重视非常不够，很多重视仅仅是在口头上，实际行动却很少，其本质是长期以来对于民营企业根深蒂固的歧视。由于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当前逐渐受到关注。有专家更是指出：“现在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希望借助这场金融危机能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国民待遇问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需要在国民待遇上实现突围。”
救助中小企业，缓解生产经营困难。需要相关部门在融资、出口退税、技术革新等方面出台更多的政策进行扶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引导企业转型。对于目前中小企业最突出的融资难问题，要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银行要根据中小企业短、频、急这样的贷款特点，改革银行的信贷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时，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应提供小额信贷鼓励和支持破产、失业人员再创业。
金融危机“寒流”，也许会给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国际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外资到中国采购原材料，而且影响中国制成品出口。此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开展海外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是很好的时机。一方面，可以避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出口劣势；另一方面，有竞争力的产品直接到国外销售可以降低出口成本，绕开贸易壁垒。国外一批遇到了发展“瓶颈”的中小型制造业也亟须中国这样具有制造优势的合作伙伴。

G. 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谓经济体制主要是指某种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或经济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家具有对经济管理的特殊职能，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领导和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方法。

我国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征：（1）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绝对支配地位；（2）国家机关和行政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行决策并进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经济活动以纵向联系为主；（3）经济发展按计划进行，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层层下达，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运行，主要依靠计划调节，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实行实物指标管理，不重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经济杠杆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在分配关系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等。

这种集中型的经济体制是在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形成的。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我国本身历史条件的因素，即解放前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对经济实行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与管理，而这种制度在解放后继续实行；另外，主要是50年代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

当时这种经济体制，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

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发现存在的缺陷主要如下：

（一）国家行政机关权力过于集中，企业处于无权地位，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主动性，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企业按国家下达的各项指令性指标进行生产，产品大都由国家的商业部门、物资部门和外贸部门统一收购和销售。企业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交国家财政，企业利润也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干部归地方管理，劳动力由劳动部控制。这样，企业的相对独立性被否定，企业不能按社会经济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活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完善企业内部结构和机能，也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改变产品型号、规格，更不能独自扩大产品的品种等。总之，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上，都缺乏应有的权力，对亏损也谈不上什么责任。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消极的个体，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动力。

城镇的集体企业，虽然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名义上是归集体所有，但支配权实际上还是操在国家的各级地方主管机关的手中。国家主管机关对所管辖的集体工业企业、有权象对待国营企业那样向它们下达指令性经济指标和生产计划，并统一分配劳动力。地方主管机关还有权对它们进行调整、改组、合并、转产等。集体工业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基本建设等都需要经地方主管机关的批准。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属于区以上的集体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由地方主管机关统一支配和使用，街道所属企业，其利润的相当部分或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也要上缴给地方主管机关。即使留给企业的那部分利润，其使用，也不从企业需要出发使用，而是要从整个地区的需要出发，实际上也是由国家地方主管机关统一支配使用。所以，城镇的集体企业，也差不多变成国家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了。
（二）国民经济（主要是国营企业）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管理，造成条块分割严重，自成体系，割断了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这种体制过分强调垂直领导，因而造成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互相封锁，阻碍了合理的经济联系。同时由于切断了横向的内在的经济联系，也就迫使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自成体系，阻碍了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而不搞综合利用，必然造成大量浪费。另外，横向经济联系被切断，自成体系，还造成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还有，这种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管理的体制，割断了企业之间横向内在的经济联系，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不能直接见面，因而造成企业之间办事困难，降低了企业活动的效率。

（三）实行自上而下指令性计划制度，管得过死，使产销脱节，产需脱节，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这种体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地方和企业必须根据上面下来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不能根据实际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合理地使用人力和物力，往往造成损失和浪费。国民经济是错综复杂的，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产品的品种、规格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技术条件与社会需求又在经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只靠一个计划中心，很难适应这种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企业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由国家统一调拨，企业的产品，由国家和国营商业统一购销，这样，生产者与消费者不能见面，往往造成产需、产销发生脱节，许多产品不适销、不对路，造成积压。需要的产品因生产不足而脱销。即使已经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企业也无权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转产，因而造成大量浪费。

（四）大包大揽，统收统支，搞平均主义。这种体制在计划上是大包大揽，财政上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企业的纯收入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或大部上缴。企业发展生产、职工福利等开支，则向上申请，由国家拨给。国家对企业无偿供给固定资产和大部分流动资金，企业则对资金的使用效果可以不负任何经济责任，企业的职工的劳动生产也与物质利益不挂钩，而且企业还不得随便辞退职工，企业不管盈亏如何，职工工资都得照发，职工没有任何积极性，浪费国家资财到处可见。
以上是原来的经济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正因为有些弊端存在，所以旧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H. 如何从党性观念分析问题产生原因

注重党员党性修养，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胡锦涛同志指出，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党政机关担负着领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部署要靠各级党政机关组织贯彻执行，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组织实施者。因此，认真检查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深刻分析原因，对于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发扬优良作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与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随着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意识普遍增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核心的优良作风不断发扬光大，先后涌现出大批像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孺等这样的优秀领导干部，成为当代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在调研中我们感到，当前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状况总体是好的，主要表现在：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求真务实，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努力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群众路线，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政绩观，自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讲大局、讲民主、讲觉悟，自觉维护和促进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积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等等。实践充分证明，正是由于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作风，才保证了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增强执政能力，推动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看到主流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的事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1、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淡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淡漠，缺乏使命感，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部门决策打折扣，常常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本位，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扭曲，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自己谋私利，搞山头主义，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把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对群众呼声和要求置若罔闻，有的甚至置群众生命安全于不顾;有的缺乏服务群众的意识，遇到群众办事和反映问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态度“生、冷、硬”，官腔官气，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严重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党的事业。2、思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一些领导干部依然观念保守，思想僵化，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有的教条主义思想严重，讲话、办事首先找经典依据，没有经典依据，就不敢越雷池半步，缺乏创新意识;有的经验主义思想严重，遇事总按经验办，不敢突破“惯例”，不顾时代、形势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怕担风险，怕动脑筋，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的不尊重客观规律，思想脱离实际，不讲实事求是，不认真搞调查研究，主观主义严重，闭门造车，随心所欲，盲目决策，急功近利;有的小农思想意识严重，小富即安、小进则满，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事业心不强，工作缺乏激情，不求有所作为，等等。3、学习风气不够端正。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各种灯红酒绿的诱惑面前，心不沉、气不静，忽视党的理论和科学知识学习，疲于应付文山会海，热衷社会交往，理论素养和知识修养亟待提高。有的对学习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根据自己需要任意裁剪，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误导干部群众;有的学习动机不纯，把学历当作晋升的敲门砖，满足于弄一张文凭作为要求组织提拔的资本，或者把学习当作摆设，当作装潢自己形象的工具，附庸风雅，哗众取宠;有的学习理论不扎实、不深入，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没有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有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常常用理论装点门面，讲起来夸夸其谈，而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遇事力不从心，无所适从，甚至束手无策，等等。4、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严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责任心不强，对工作不负责任，作风漂浮，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有的政绩观错误，乱铺摊子，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热衷于搞
“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沽名钓誉，劳民伤财，欺上瞒下，虚报浮夸;有的科学决策的能力不强，在重大问题决策时不征求意见，不做可行性论证，而是靠拍脑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亟待提高;有的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有的陷于文山会海，表面看起来忙忙碌碌，实际是没有效率;有的习惯于整天浮在机关开会、批文件、听汇报等，没有下功夫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即使到基层，也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是用心和群众交流，没有真正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等等。5、领导作风或独断专行，或软弱涣散。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忽视党内民主建设，不注意发挥领导集体的作用，常常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作风专断,搞家长制、“一言堂”;一些领导干部则软弱无刚，好人主义严重，在错误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对错误言论不敢理直气壮批驳，对错误行为不敢大胆抵制，对腐败现象不作坚决斗争，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和正义感，等等。6、生活作风铺张浪费，奢靡腐化。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背离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工作、办事总要讲排场，比阔气，不计成本，不讲节约，铺张浪费严重;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法纪观念淡漠，道德防线失守，追求低级趣味，生活作风不检点，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吃喝玩乐，恣意挥霍，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婪成性，腐化堕落，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等等。以上这些问题，虽然只是发生在机关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但其恶劣影响和消极后果不可低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顺利实现。二、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与作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又有复杂的思想根源，同时有制度、管理等方面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体制转轨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一些领导干部思想造成冲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快速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也给人们思想带来强烈振荡。社会分化明显，社会利益主体、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多元化，不同人生观和新旧价值观对流整合、相互交织;同时市场竞争、利益导向以及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等现实问题的存在，致使少数领导干部心理失衡，从而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价值取向异化和社会行为失范。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等，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不起各种利诱和考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封建主义残余文化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一些领导干部思想带来消极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但也有些属于封建文化糟粕，如官本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厚黑学”、官场权术等，一些领导干部缺乏鉴别力，不加分析地将这些封建文化理念奉为人生信条，他们不思为民谋利，却热衷于升官发财、当官做老爷，追名逐利，投机钻营，以权谋私，完全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改革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腐朽落后文化乘势而入，特别是国外各种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大肆造谣煽动，蛊惑人心，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严重侵蚀广大干部思想，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盲目转向崇拜并追求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和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造成他们无视党纪国法，丧失党性原则立场，大肆受贿，疯狂敛财，利令智昏，彻底沦落为党和人民的罪人。三是党长期执政容易导致一些领导干部逐渐淡化党的宗旨意识并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党的作风建设的客观依据主要是由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党肩负的任务以及党的队伍基本状况所决定的。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党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员干部地位的变化和党员队伍结构的变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容易滋长骄傲自大情绪，他们眼里不再有群众，动不动对群众颐指气使，漠视群众利益，逐渐淡化了党的宗旨意识，产生了脱离群众的倾向。一些领导干部长期缺乏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系统教育，缺乏在艰苦环境和做基层群众工作的实践锻炼，导致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够坚定，对群众的感情不够深厚，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不够强。一些领导干部长期缺乏忧患意识，把党的执政视为理所当然，认为只要党掌握政权就可以万事大吉，不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时时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在工作中就不愿主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处理问题首先是从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出发，而不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因而导致不时引发干群矛盾冲突。四是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理论学习，放松对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不良作风和腐败行为，归根到底是他们自身出了问题。其思想根源是忽视党的理论学习，不重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放松了对主观世界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政绩观，在改革开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前，思想境界、价值取向以及道德观念等发生了严重扭曲和错位，没有经得起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可以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蜕化变质，是一切腐败分子的最终思想根源。五是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存在一些不足。领导干部作风出问题，首先从思想上反映出来。目前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教育常常强调的多，但检查落实不够，没有真正把领导干部学习教育的实际效果同考评、管理和使用结合起来，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总是习惯于在学习上做样子、走过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尚不够到位，领导干部问责制执行还不够严格规范，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的关口前移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改进。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出问题，事前往往缺乏教育、管理和监督，发生小问题不够重视，出问题后处理过于宽泛，根本起不到警示他人的作用，甚至会助长一些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同时机关党员和广大干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很好落实，造成“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纪检监督太晚”的情况屡有发生。六是一些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邓小平曾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现实需要相比，一些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监督制度，领导干部问责制度，领导干部作风考评机制，领导班子重大问题决策机制，等等，尚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由于制度缺失，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一些领导干部常常为牟取私利挖空心思、想方设法钻制度的空子，实施权力寻租，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认真思考。

I.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体制演变史实的原因和评价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化：
1、由私有经济占优势变为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形成。
2、由单一公有制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变化的原因：
1、三大改造的完成，受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2、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
3、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4、为了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三、评价：
1、经济体制变化的有利方面：
①、有利于我国将有限的资源进行重点建设，顺利的过渡经济困难时期。
②、有利于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③、有利于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形成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制。
④、有利于抵制商业投机活动和稳定物价，保证人民的正常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⑤、有利于增强了企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
2、经济体制变化的不利方面：
①、主观上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
②、它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使企业失去了活力。

J. 分析罗斯福、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罗斯福新政：
①整顿财政金融体系：银行休业整顿，恢复银行的信用，这是一种应急性措施，旨在迅速稳定金融资本市场。真正具有改革性意义的措施则是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它实际上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具体实践。这一货币政策的推行必然是宣布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可以提高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地促进美国国内公共工程事业的发展。庞大的工程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干预，部分开支就是美元贬值造成通货膨胀所得。但是由于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美元贬值必然加剧其它各国的经济困难，推迟了他们的经济复兴。

②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中心措施是通过工业复兴法，其目的在于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生产过剩。但并未触及企业的所有制。其中有关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的规定，则起了扩大消费、提高生活水平、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③调整农业的政策。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奖励补偿等手段来压缩农业产量，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这样有利于稳定农产品价格，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利于环境保护。国家收购农产品等措施则起了国家监督调节经济的作用。

④推行“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等系列措施，实际上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生产发展，起到了调节生产与消费矛盾的作用，同时由国家调节再分配。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政治：维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经济：缓解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美苏争霸的后遗症.

任何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都应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民族问题激化原因的考察，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矛盾之所以如此激化，并导致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未能重新驱动停滞已久的苏联经济，反而使它陷入空前的危机。
一、半途而废：经济改革的启动与重心的转移
1985年3月，在疾病缠身、无所作为的老人契尔年科辞世后， 苏共把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推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从此，苏联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受命于苏联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停滞”时期，面对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内形势，他上台后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停滞、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的状况，1985年4月， 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把加强纪律、提高科技水平和以推动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搞活经济措施作为最优先的课题。198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彻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制定了实现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构想的基本工作方针，通过了长期的大规模行动计划，即“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速度是该战略的核心问题，它规定到本世纪末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为达到此目标，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 4.7％。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为了落实加速战略和经济改革方针，1987年6月，苏共再次举行中央全会， 讨论了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讨论了《国营企业法（草案）》，确定了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上而下推行经济改革的道路。在接着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了《国营企业法》，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企业应转入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工人自治。1987年7月，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了有关经营管理的十项决定，其中包括计划、科技、物资供应、财政、价格、银行统计、物资生产部门的部、加盟共和国管理机关、劳动与社会等十个领域的改革方案，每项决定都阐述了改革的原因、目的、任务和具体措施。
应该说，这一阶段苏联提出的经济改革方针，其目的是改变过去旧的一套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上也改变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僵化观点，譬如，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会“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提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把单一公有制的优越性绝对化，强调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主张让多种所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合作社所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相互展开竞争；破除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长期偏见，主张必须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在于，第一，“加速战略”侧重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加快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上，结果是业已畸形的经济结构更不合理；第二，微观改革要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宏观调控机制上未能给企业自主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结果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往往处于空转状态；第三，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措施不配套，未能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导致企业任意破坏经济合同，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基金，从而破坏了国家计划并使职工货币收入连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于是改革头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增长，而国内市场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认真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继续把经济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入下去。但戈尔巴乔夫却认为经济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就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因此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打破这一体制”。于是，1988年6月，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匆匆把政治改革推出了台，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
由于改革重点的匆忙转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和路线的错误，结果导致了苏联政局动荡，不是政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是使经济改革从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改革方案的争论转化为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取代了经济合理性的考虑，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权力斗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 以致经济改革和建设难以正常进行。 从1988年下半年起，苏联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到1989年经济发展势头已逐月下降，进入1990年后， 苏联经济甚至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与198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2％、4％、1.2％。内债增加到5500亿卢布。外债达700亿美元（1989年的数字是4000亿、560亿），外贸逆差为100亿卢布。1991年上半年，与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值又分别下降10％、12％、6.2％。年底内债增至10000亿卢布，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头十一个月，外贸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6.4％，其中出口下降30.7％，进口下降41.7％。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急剧增加，从1986—1988年的年平均430—440亿卢布，增加到1989年的920亿卢布，相当于国家预算支出的1／5 和国民收入的1／10。1990年则突破了1000亿卢布大关。1991 年预算赤字（包括共和国在内）高达3000亿卢布，比年初议会批准的267 亿卢布赤字额高出10多倍。由于缺乏弥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机制，只能求助于印发钞票。1989年发行货币180亿卢布，比1988年增加了50％。1990 年计划将货币的发行量降到100亿卢布，但实际上却发行了250亿卢布。1991年货币的发行量更是高的惊人，头11个月就高达1025亿卢布，为计划发行量（70亿卢布）的14.6倍。货币发行量的严重失控，势必引起通货膨胀，而商品的全面短缺和消费基金超过经济发展的过猛增长，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1989年，1卢布货币只有0.18卢布的商品保障， 在消费品篮子里的1200类商品中，除150类之外，其余1050类都是短缺的，即90 ％以上的商品短缺。在221种食品中，只有23种能随便买到， 其余都要通过“走后门”、多花钱或凭票证才能买到。到1990年，1卢布货币仅有0.13卢布的商品保障， 一些共和国首府和33个州（边区）中心被迫对肉、黄油、糖等食品实行各种凭票定量供应办法，蔬菜、水果、肉类等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比国家牌价约高7倍，甚至1990年十月革命节当天，在列宁格勒全市竟然买不到面包，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0％。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 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贸易价格9倍， 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为33％，8月份以后每天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2—3％。
苏联经济状况的空前恶化，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除少数“影子经济”投机倒把者外，居民普遍感到生活日益困苦，过去极容易满足的需要，现在成了奢望。到1991年，根据官价计算，最低生活费已从每月130卢布上升到320卢布，考虑到部分商品要从自由市场高价购买，估计最低生活费约需400卢布。这样一来，有1／3 至一半的苏联人处于官方贫困线以下。在苏联所有共和国，生活水平下降最大的是格鲁吉亚（26％）、吉尔吉斯（25％），最少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14％）。调查表明，亚美尼亚、塔吉克的一半以上家庭人均每月吃肉不到1 公斤，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有1／3的家庭也是如此。对此，苏联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首先是这个被称为苏联的世界大国分崩离析，第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第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注：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991年12月27日。）经济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使人民普遍感到不满，也越来越失去忍耐性，这种情况在苏联的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各族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的积怨和不满，就会通过民族主义——这种对他们来说极易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因为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以物质利益为转移，经济的困境最终会使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
二、不辨主次：联盟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调整
在谈到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时，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即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利益调整问题。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说，在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尽快调整生产力的布局，加快落后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可发挥很大的作用。苏联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先后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对民族地区和落后地区生产力布局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加速了各民族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这些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和全苏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从而加强了整个多民族的苏联的经济实力，成就是巨大的。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由于这一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弊端，它的长期实行，给苏联民族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联盟中央对地方经济具有垄断权。在规划和建设中，往往只强调国家的利益，忽视民族和地方的利益，忽视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采取一刀切的经济政策，从而剥夺了各民族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力，严重损害了它们的民族利益。譬如，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致使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结构逐渐脱离了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自然环境的特点等这些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使一些共和国丧失了自己的比较经济优势而演变成单一畸形的经济，给这些共和国的经济和生态平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苏联长期推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强调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完全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采取“平调”政策，企图用行政手段拉平落后民族地区和先进民族地区的差距，没有把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在科学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公正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在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中都产生了不满情绪。先进的民族共和国有人埋怨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多了”，而落后的民族共和国则有人埋怨自己所得到的“太少了”。由于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缺乏科学的经济核算，结果，到底谁多得谁少得的问题无法计算清楚。
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给落后民族地区带来的不良后果还表现在，中央各部在各共和国建设工矿企业不和共和国商量、不考虑共和国居民生活的需要、不顾当地的土地、人口、生态的承受能力等等，结果是一些共和国境内的工矿企业增多了，但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却未受益，相反是环境遭污染，文物遭破坏。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强调的只是横向权利的调整，即中央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权利划分，却忽视了纵向的权利调整，即中央政府与共和国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划分。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改造经济机制的任务中，只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央集中领导经济的效率，加强中央在实现经济战略目标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强调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范围，使它们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至于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则被忽视了。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在猛烈抨击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便无法回避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严加控制使其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于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在缺乏深思熟虑和明确标准的情况下，便匆匆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
对于分权过程中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内在主次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提法是“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这表明联盟中央下放给加盟共和国一部分权力，但联盟仍居于主导地位。而叶利钦却与之相对提出了“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1989年9月苏共民族问题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 把上述两种提法和在一起，认为，“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个公认的公式，体现了作为苏维埃联邦基础的主要思想。”这样一个折中的提法固然说出了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却看不出二者的主次之分，客观上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夺主权，把共和国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据。1990年6月12日，由叶利钦带头搞了个《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 接着其他共和国起而效尤。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向联盟中央抢权的局面，戈尔巴乔夫继续退让，提出了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这时联盟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此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所想的已不是如何在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分权，而是联盟一味地向共和国让步。为了保住形式上的统一，甚至退到搞联邦也可以的地步。从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提出分权到联盟解体的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分权的提法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固然与国内形势变化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在这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缺乏统盘考虑和明确的目的。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自治单位绝大多数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组成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忽视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不但得不到它们的支持，反而会助长主体民族的抵触情绪，给民族分离主义提供土壤。同样，如果无视全苏的统一利益，一味地强调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十分有害的。回顾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起初表现为对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权益有限状况的漠视，致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谋求经济独立自主表现出来。尔后，在经济形势恶化、联盟与共和国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通过全面的放权来安抚各个地方，以维护联盟的统一。首先，在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经济自主权的压力下，改变土地和自然资源归统一联盟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逐渐承认它们是各加盟共和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其次，改变原来的预算体制，规定凡位于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的税收全部上缴共和国预算，然后再由各共和国根据联盟的需要向联盟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致使联盟财政由共和国控制并依附于共和国财政；再次，在国营企业隶属关系的变革上，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沿着破除条条专政即中央部门控制，扩大块块专政即加盟共和国或地区控制的思路搞的。由于经济改革未能使企业成为享有自主权的实体，因此，在联盟将管理权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时，必然会形成加盟共和国对企业的全面控制。随着联盟中央各种经济权限的丧失和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联盟中央也就失去了左右局势的物质基础。当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各民族共和国掌权并把握经济命脉之后，也就有了向中央闹独立的资本，此时，联盟的命运也就只能取决于各加盟共和国了。
三、顾此失彼：对商品经济给民族过程带来的消极作用缺乏清醒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给苏联民族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苏联党和政府是有一定认识的，并在实践中更多地注意价值规律的作用，试图通过商品经济的培育和发展，避免和纠正计划经济给民族过程带来的一系列消极的影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民族关系领域不会再出现问题和矛盾。对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缺乏清醒的认识。
从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打破——形成——再打破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打破了封建的割据，形成了民族范围也即国家范围的统一市场。统一市场是形成现代民族的经济纽带。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或称国家）范围内的市场又被打破，它们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也即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循环中去。这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的“社会化”结果。它使民族壁垒不断地被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减少；各民族之间互相协调，加强合作，给这些民族国家带来了好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日益接近，为将来走向“民族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民族过程具有双重作用，即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使民族过程分化，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觉醒，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使民族过程聚合，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民族的交往，有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使民族壁垒被不断地打破。因此，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商品经济的力量去冲破民族的壁垒，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的同时， 必须对商品经济的分化作用保持足够的警惕，将其危害性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未能对商品经济与民族过程的双向作用予以全面的认识，他们看到的只是从斯大林到八十年代中期固守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使各民族共和国与各自治实体之间缺乏商品经济这个环节来加强它们的经济联系，许多民族成员完全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因而无法树立统一市场内的共同利益观念，使各民族之间缺乏经济利益的内聚力这一弊端，而忽略了商品经济发展给民族过程带来的分化作用。正是这一极端片面的认识，导致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商品经济时，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经济核算，提出各共和国“贡献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这就助长了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放纵了它对民族过程的分化作用，客观上诱发了一些发达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造成各民族共和国对政治、经济主权的争夺。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商品经济时的误识，与其前对商品经济的忽视，殊途同归，都使得各民族的属性得以强化，民族主义得不到有力抑制，以致于最后民族危机突然迸发，导致联盟解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在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中，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其他改革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在各民族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奢谈其他改革，不仅会贻误改革的时机，牺牲经济建设，而且会使民族主义这样一些旧的东西趁机蔓延，毒化民族关系，危及国家存亡。
第二，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说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走到了尽头，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与建立，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的正确性、必然性，并不等于民族关系领域不会再出现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民族过程的影响，仍将是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执政党在实践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调整，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为将来各民族走向接近和融合创造条件。但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形成市场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会加强，对此，执政党要善于引导民族意识，使民族属性意识从属于国民意识，使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从而焕发出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创造性和活力。与此同时，要密切注意民族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分离主义倾向，克服地区性的民族经济主义，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逐步打破市场的“民族”界线，从而为各民族将来的完全融合创造条件。
如果历史考试就这么回答。真实的历史就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