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汉族

1. 我奶奶是汉族，爷爷是回族。爸爸是回族，妈妈是回族。我是不是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

不能这麽算。因为：
血统指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沉淀下来的血版缘关系，通常用来指代某权种优秀的品质！
血缘关系的远近是根据带有相同遗传基因的概率来判断的，根据概率可以分为：
一级亲属——父母和子女之间以及同胞之间，其基因相同为二分之一。
二级亲属——一个人和他的叔、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基因相同为四分之一。
血统与血缘是两回事。血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范畴，是一种文化现象；血缘是体质人类学研究范畴，是一门自然科学。

2. 纯黄种人有一个隐性高智商基因，矮黑人有一个隐性高智商基因。日本人是黄种人和矮黑人混血，所以有的日本

从形态学角度将日本只有阿依努人属于蒙古人种同澳大利亚人种混血专，日本本土属于属标准黄种人东亚类型，常染色体是比中国更纯粹黄种人

从考古来讲南方汉族南方少数民族是东南亚矮黑人和黄种人混血后裔按照吉林大学朱泓指导中国南
朱泓：中国南、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朱泓：中国古代居民人类学类型
编者按：12月1日，吉林大学朱泓教授应邀为我校历史学院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古代居民人类学类型》的学术报告。

新石器时代古华南人骨体质特征和美拉尼西亚人以及巴布亚人等传统大洋洲黑色人种类聚，在体质人类学考古范畴将，两广福建属于黄种人与东南亚矮黑人混血后裔

从分子人类学角度讲，如果父系基因D代表矮黑人，那么矮黑人是中国氐族既白马藏族，藏族属于黄种人和矮黑人混血后裔，蒙古族属于黄种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混血后裔
。

从常染色体角度讲
东亚常染唯一具备尼格利陀矮黑人长期色体仅存在两广，而常染色体决定外貌体质，因此两广人在人种学上属于蒙古人种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混血后裔具备黑色人种特征

3. 脚趾有什么特征的人，不是纯血统汉族人而可能是鲜卑族

很多时候，来自民间的有趣说法都值得让我们仔细思考背后的故事，比如人的脚趾小指分瓣的情况，就有可能与种族有关，这种说法可信吗？

（一）小拇指分瓣

在体质人类学领域，对于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有这样几个概括：比如铲形门齿、青斑、内眦褶这三种异于其他人种的标志，从而让我们拥有着来自东方的神秘感。但是，在很多人的脚上，也经常会出现另外一种特征，这就是很多人小脚趾上有两片指甲，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瓣状甲”。

所以是不是瓣甲根本不能证明是不是纯种汉族人，也不能作为是鲜卑民族的身体特征来看待。

4. 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战国时代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该书记载了不同地域人类的体质特征，骨骼和内脏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资料。汉代以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文献中对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记载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对人类体质特征的初步观察。北宋时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所铸造的经络铜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体模型。刘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书》最早记录了先天性畸形的资料。南宋末年，宋慈（约1247年）的《洗冤集录》包含有体质人类学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义编写的《三才图会》记载有对人类五官形态的分类。这些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但却是对人类体质研究的早期萌芽。
现代体质人类学是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既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 年代末的传入和接受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时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纵深发展时期。 （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论》和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的中译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后在中国出版。这两本著作对于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包括人种的特征分类、分布，人类的起源、进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内容。1924年出版了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该书包括人类概说、人类性质、人类由来、人种分类法与差别、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内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设立人类学组，添设人类学科目。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使得许多人到国外攻读人类学，成为我国最早期的人类学家。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与解剖学会，同年7月出版了博医会报。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人类学专著，如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1929年）等。
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古人类学和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做的，同时也开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Otto Zdensky）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 Black）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在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鲁门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对一具中国人头骨的描述。据刘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约174具中国人头骨被人类学家研究过，这些工作都是外国学者做的。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访问期间测量了700个中国学生。1920年，在博医会报中报道了300名中国人的颅骨测量数据和388例中国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东方人头骨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构成蒙古人种或黄种人的大部分，虽然汉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国的朝鲜族在头骨的构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种族组。1929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问题统计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从长骨推测身高公式的人种差异。
在台湾，17世纪初随荷兰的殖民占领，荷兰军医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身高测量。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有多位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湾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研究。鸟居龙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湾做过四次体质人类学调查。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是由菲律宾群岛、波里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迁移而来。在此之后，日本学者津崎孝道、安达岛次等人陆续发表了有关台湾原住民头骨、椎骨、牙齿等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对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
在这段时期，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发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吴定良在英国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于1935 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研究员。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质调查，并积极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他发表了10多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如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另外，吴定良还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杂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吴定良在中国人类学杂志第二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测量了各种指数190项。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科研人员和师资。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济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进行考古学研究，同时也进行过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1937年，刘咸根据体质特征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北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中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湾）。刘咸还进行过海南岛黎族的体质研究。此外，吴金鼎进行过山东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于日本侵略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一百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魏敦瑞（F. Weidenreich）对已发现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 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的乌普萨（Uppsala）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
在台湾，1936年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室设有两个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讲座，分别由日本学者森於菟和金关丈夫任教。前者主要进行台湾各种族之皮肤色调及蒙古斑（儿斑）等研究，后者则从事活体测量、骨骼测量、血型、手足纹理、软部人类学和各种族学童身体发育等研究。
在此期间，中国的多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培养了一批人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出版了一批体质人类学的译著和专著，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化石人类学》，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学》，长谷部言的《自然人类学概论》，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等。专著有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的《世界人种志》，叶为耽的《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们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古人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对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发现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发现五枚森林古猿牙齿。1957年在云南开远又发现五枚拉玛古猿牙齿，年代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云南禄丰发现了拉玛古猿的一些上、下颌骨和40多枚单独的牙齿，年代为第三纪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广西大新县一个山洞中发现了3枚巨猿牙齿。同年，在广西柳城的山洞中又发现了一个巨猿下颌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广西和广东还发现了47枚巨猿的牙齿，但确切地点不明。1965年在广西武鸣一个山洞中发现了12枚巨猿牙齿。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发现了新的巨猿化石地点和250多枚巨猿牙齿，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广西巴马县又发现一个巨猿牙齿，大新、武鸣和巴马发现的巨猿化石的地质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发现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几枚牙齿，被认为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类型。
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人牙齿。 1965年5月在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地质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蓝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下颌骨化石和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头盖骨和部分面骨化石。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发现了5枚猿人牙齿和2段肢骨。1958年，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颌骨。1966年发现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和枕骨部分，与 1934年发现的2块头骨碎片可合拼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头盖骨。另外，在周口店还发现了单独的一枚猿人牙齿，大量旧石器，用火的证据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一个头盖骨。长阳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长阳发现的，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2枚牙齿。丁村人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许家窑遗址在1976、1977年被大规模发掘，古人类化石包括较完整的顶骨三块，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附连部分牙齿）和一些顶骨碎片和牙齿，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的一个岩洞发现的，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属于另一个女人。资阳人是1951年在四川资阳的一处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古人类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湾的台南县左镇发现了一些晚期智人的头骨碎片和牙齿，被称为左镇人。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的广西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在台湾，1950年后开始有中国学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蔡锡圭等在1960年进行过布农族人骨的测量研究。出版的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专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样变成人》，贾兰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国猿人》、《骨骼人类学纲要》、《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杨钟健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刘咸的《猴与猿》、武况甫编译的《猿类的生活史》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古人类学、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学科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各省文管会、博物馆等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有一批古人类化石出土。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猿人，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南京人，1994年在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县发现的巢县人等。这个阶段的古人类学研究较注意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应用。在理论分析时广泛运用古生态学、埋藏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类的进化过程。氨基酸年龄测定法、热释光断代法、石制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术也在古人类研究中得到应用。
在这段时期，多所大学新设或重建了人类学系，成为体质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但也介绍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内容。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99年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这些大学都开设有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另外，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也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教学或研究。1982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改名为人类学系。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事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另外，各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学者也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研究范围扩大，注重应用性研究，研究技术向微观和分子水平发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人体测量训练班，1984年和1985年先后出版了吴汝康等的《人体测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这些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大规模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国43个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过测量和观察研究。人体测量学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各民族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研究和体育运动的研究等。 Heath-Carter体型法也在少数民族、运动员的体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包括红细胞血型抗原、补体成分、各种酶、耵聍类型、苯硫脲尝味、色盲、结合珠蛋白等遗传性状在内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态性，主要是线粒体 DNA和Y染色体DNA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后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5. 满族人和汉族人是同一人种吗

满族人和汉族人是抄同袭一人种，都属于黄种人。

黄种人肤色呈白色或淡黄色，大多数为黑发、深棕色或是浅棕色眼珠，只有极少数为金发碧眼。黑色且较为细直的毛发，胡须和体毛较少，体味较淡。

下巴不凸出，但是有些人较尖，有些则为较扁。鼻宽度中等，鼻尖点指数中等。眼裂中等，褐色虹膜，上眼睑褶发达，大多眼有内眦褶遮盖泪阜。上门齿舌面的铲形结构也是黄色人种的显著特征之一。

(5)体质人类学汉族扩展阅读

语言发展：

1、远古时期：远古，黄色人种主要讲乌拉尔语系、汉藏语系、蒙古语族（也有学说认为属于汉语族鲜卑语支A）、通古斯语族（也有学说认为属于汉语族鲜卑语支B）、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苗瑶语系、壮侗语系、南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印第安诸语言、波利尼西亚语族等。

2、近一万年前：在近一万年前，乌拉尔人横扫乌拉尔地区。但后来，由于乌拉尔人的文化过于落后——比如芬兰人15世纪才出现国家，他们逐渐被排挤到边远地区。

乌拉尔人很早就开始和白色人种混血，现代乌拉尔人多是黄白混血种，甚至是白人，他们分布在乌拉尔地区。主要语言是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莫尔多瓦语（不是摩尔多瓦），科米语，阿卡利阿语。

6. 中国的汉人是否纯种

中华民族同源一体 “犬鹿说”构筑学术新框架
中国民族报(记者 阿勒得尔图)中华民族到底是多元一体还是同源一体？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语言学家芒.牧林费时近30年，通过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文字符号学、民俗文化学和原始家教学等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最近提出全新观点——“犬鹿说”。

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孔子写《春秋》、司马迁撰《史记》到各个朝代编纂的《二十四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历史著述，所有上限都没有超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朝，而对于更为久远的历史特别是有关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祖先活动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内蒙古师范大学亚细亚民族溯源研究所创始人、著名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潜心研究近30年，在积累40多万张（800多万字）的资料卡片以及1000多万字其它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语言学为切入点，通过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文字符号学、民俗文化学和原始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养犬者”、“养鹿者”既“犬鹿氏”或“鹿犬氏”，约在1.5万年前生活在内蒙古东部的扎赉诺尔地区和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地区。

芒·牧林经过大量考证后认为距今1.5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是今天亚细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原始远祖，那个时期形成两个血缘家族群体。一支是以“阎家岗遗址” 、“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为代表的生息繁衍在丘陵、草原地带既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区，他们把狗驯化成人类的最早家畜既“养犬者”；另一支是以“蘑菇山遗址”、“嘎仙洞遗址”为代表的生息繁衍在山岭和森林地区，他们把鹿驯化成家畜既“养鹿者”。经过若干千年的进化，这两个血缘家族群体废止内部近亲结婚而实行族外婚时，“养犬者”和“养鹿者”这两个族群成为相互通婚的“联姻群体”，而他们养的家畜犬、鹿从此分别成为所在氏族的名称，直致成为整个蒙古人种古代氏族、部落和民族的称谓。

蒙古人种的原始氏族集团“犬鹿氏”约在1.5万年前开始，经历三次大规模的迁徙、繁衍和融合，最后形成近百个民族遍布亚洲各地。在距今约1.35万年前的大迁徙中，其中一支沿霍次克海经白令海峡抵达美洲大陆北部，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据地质资料证明，当时环太平洋的海平面比现在高出300多米，亚、美大陆是彼此相连的两个板块，这次伴随人类迁徙的家畜是犬、鹿，美国学者雷纳多尔对美洲狗头骨化石进行DNA检测，结论是狗大约在1.2万年前从亚洲到美洲的，其恰好和印第安人从亚洲到美洲的时间相吻合。芒·牧林的推断和雷纳多尔的检测，均被一个印第安人的墓志铭所证实：这块出土石碑上镌刻的动物就是犬和鹿。另外还有几支分别迁徙到现在的北极、日本、朝鲜等地。约在1万年前，“犬鹿氏”开始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第二次大迁徙。一支沿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下，到达东北平原和辽东半岛，成为肃慎人和朝鲜人的祖先；一支从海拉尔地区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东麓南下到达辽河流域，成为殷契、东胡、鲜卑人的祖先；一支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进发，沿克鲁伦河逆流而上到达鄂嫩河流域，成为乞颜和鞑靼人的祖先。约距今8000——5000年前，先期到达金思台、辽河流域及辽东半岛的“犬鹿氏”群体，分五路向西、北、东、南和中原地区进发，历经两千余年的大迁徙活动，遍布中国各地的“犬鹿氏”群体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分别形成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和部落，在东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泰山、燕山、阴山、太行山、华山周边地区及东南沿海、西南长江上游地区，分别形成以神话传说为标志、以不同名称出现在史前时代历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集团。

“犬鹿氏”经历三次大迁徙后又出现三次大融合。

“古国”概念源于红山文化，在牛梁河的考古发掘中已出现古城、古国的雏形。约在4500年前进入传说时代后开始出现战争，炎帝与蚩尤、黄帝与蚩尤、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导致黄河流域“犬鹿氏”后裔的第一次大融合。夏、商、周时期是“犬鹿氏”后裔进入“方国”阶段，在中原地区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使分散各地自行发展的“犬鹿氏”后裔实现第二次大融合，“华夏民族”在这次大融合中形成。据芒·牧林考证，夏、商、周时期的主体民族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名称，仍然是“犬鹿”的读音变体或假借字记录，是同源分支大融合过程中再次出现的众多名称而已。

秦始皇统一的中国是夏禹时期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即中原地区，从此进入帝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天下一统”是出现在元朝。自公元前200年起，相继建立起独立政权的匈奴、鲜卑、拓拔、柔然、高昌、突厥、吐谷浑、渤海、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游牧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多次交替执政，匈奴、鲜卑、乌桓、女真、契丹等民族南迁，形成“犬鹿氏”后裔的第三次大融合。

芒·牧林考证，约在公元前5000年，“犬鹿氏”的一支到达甘肃天水一带，在夏、殷时期建立方国，史称“白鹿”或“白犬”。史书记载秦始皇的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最近启动的秦早期文化探源大型考古活动的专家认为，非子所居“犬丘”及秦早期都城和陵墓所在地应该在甘肃东部的天水及陇南一带，这与芒·牧林的推断相吻合，特别是把“犬”字直接用做地名，更是一个“犬鹿氏”后裔大迁徙的有力佐证。

芒·牧林在其论文《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起源关系》中指出，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逐渐形成长城以北蒙古高原和东北亚“阿尔泰语系”的诸语族语言群体和长城以南“汉藏语系”的语族语言。他通过 《M·斯瓦迪士修正反词表》对汉、蒙、满、藏、突厥五种语言2000多条音近义同的谐音词的读音进行比较考查，惊奇地发现汉蒙、汉满、蒙满之间的同源比例均在80%以上，尤其是汉蒙语之间的同源比例竟高达94%。这几种语言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应词大都出自秦汉以前的典籍、文献，构语规则和语法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痕迹。从而芒·牧推断这两大语言体系的共同“母语”是“犬鹿氏”三次大迁徙前蒙古人种语言体系。诸如“犬”的56种变体，“鹿”的26种变体都是因时、因地、因族而产生的同源词族。

芒·牧林潜心研究近30年，不仅追溯华夏上万年的历史，而且以民族同源语言、宗教同源、文化同源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提出中华民族是“同源一体”的新概念。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注。来源：中国民族报

7. 苗族，汉族，羌族到底什么关系

苗族、汉族、羌族的关系：①三者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都属于汉藏语系民族；②三者在历史上相互融合；③当代三者都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

拓展：1、苗族、汉族、羌族都主要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苗族的先民是中国史书中提到的“南蛮”的一支苗蛮，按体质人类学分类属于蒙古利亚人种（黄色人种）南方类型即马来人种，按语言学分类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汉族的主要先民是华夏族，还融合了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人种上兼有蒙古利亚人种北方类型、东亚类型和南方类型的体质特征，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汉白语族（也有人认为是汉语族）；羌族的先民是“西戎”的一支古羌人，人种上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东亚类型，语言上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显然，苗族、汉族、羌族都是黄种人，语言上都属于汉藏语系。

2、汉族是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在秦汉时代华夏族内部，楚人是苗族先民苗蛮族群的一支，但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成为了汉族族称的来源，楚人也是汉民族的重要祖先之一；建立周朝的周人、建立秦朝的秦人都源自西羌，有氐羌（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先民）血统，陕西地方文化（尤其是关中盆地地域文化）有很强的氐羌文化因素。可见，汉族的很大一部分祖先是苗族先民，另外很大一部分祖先是羌族先民，汉族本身是一个血统杂糅的文化民族而非单一血统民族。当代汉语方言湘语、赣语都是楚言（楚国本族语言）同夏言（先秦时代中原华夏族语言，即上古汉语）融合后发展至今的产物，西南官话则受到古羌人语言很大的影响。在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苗族、汉族、羌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汉族有苗族、羌族的血统，苗族、羌族也有汉族血统，三个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

3、在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汉族、苗族、羌族主体部分都居住在中国境内。三个族群都名列中国56个民族中，都属于我们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国族）——中华民族。由于中国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建构的需要，凡是生活在当代中国领土内的中国公民都是中国的国族——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因此在当代中国，汉族、苗族、羌族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三个民族相互之间更加不可分割，谁也离不开谁。

8. 汉人和满人什么区别 我们是清朝带出来的 为什么是汉人

一、汉人和满人区别：

这里的汉人与满人是民族之分，民族不同，传统文化也内不同。容

1、满族留着辫子头，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服饰，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

2、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自称炎黄子孙。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但实际上，汉族是千年来不断融合的大家庭，很多民族不断融合，才形成了汉族这个庞大的群体。

3、两个民族影响力也不同。由于历史的缘故，汉人比较容易包容，也容易同化异类。所以，不管政权如何更替，汉人只会同化外藩，很少被外藩同化；而相对而言，满人的历史比较短暂，统治中原时，不得不放弃或改善自己的本族文化，学习中原文化，便于统治。所以，导致现在满族的很多文化都逐渐失传，懂满语、写满文的人也越来越少。

二、汉族的文化悠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长期能在清政府的通知下，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所以还是汉人。反而，满人被汉人逐渐同化，逐渐实现民族大融合。

参考资料：

满族——网络

汉族——网络

9. 为什么满族人与汉族人在外貌上的区别远不如维吾尔族等和汉族人在外貌上的区别明显

因为满族抄与汉族的血缘关系更近，现在的汉族已经不是纯粹的汉民族，绝大部分都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真正的纯粹汉族只有江西赣南，广东北部的客家人。而且以满族为核心建立的清王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着满族的入关统治中原，满族迅速被汉民族融合，是汉化最严重的少数民族。因此，仅仅从外貌、习俗上看满汉已经分不出来了。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土著居民。这两部分人于公元840年大规模汇合。一种说法是他们是与突厥族同出与匈奴民族，是匈奴族的单于的两个王子发生争斗分裂，带领自己的部下逐渐形成了突厥和回鹘两个不同的民族，回鹘就是维族的先民，所以维吾尔语与其他的突厥族语言基本相同，外貌形象更像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

10. 汉族是雅利安人的后裔

华夏文明的白种雅利安人来源——为白种汉人正本清源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
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令狐，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