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质下的社会分层

① 3.描述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阶层的变化（需阐述这一变化的经济政治根据）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十一 万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是整个国家加速发展以工业化和对外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也是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阶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和经济体制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结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改革开放之前，全社会的阶层结构十分简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阶级和一大阶层，即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加上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都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结构也呈现出高度公有化和单一化的性质。1978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合起来共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几乎是为社会劳动者的全部，城镇个体劳动者仅为社会劳动者的0.04%，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则完全消失。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传统的三大群体很快被日益细分。一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改变，新的产业和职业不断出现。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和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对于管理的高度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二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由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转型的速度大大加速。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离土不离乡”的工人；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这支日益壮大的队伍被有些研究者成为是构成中国“三元社会结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的重要基础。三是即使在一个群体中，因为职业、地域、层级、技术上差异，也日益分化成不同的“亚群体”。以工人阶级为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中工作的职工总数相对减少，而在私人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经营中就业的劳动者不断增加。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劳动者的所有制类型又重新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变化。到1986年，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劳动者的比重就由1978年的99.96%降至36.9%；到200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全国城镇2.478亿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中就业的人员总数为0.7163亿，仅占28.9%。正是鉴于这种变化，学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五阶层说”和“十阶层说”。前者是将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阶层、私有阶层与管理阶层。除了农民阶层之外，其余的社会阶层都呈扩张态势。后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提出的，他们将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并预言这种社会阶层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无论采取哪种模式，总体上看，在未来可见的阶段，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多种新兴社会阶层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二、社会阶层利益分化明显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单一性、行政性、集中性、封闭性的特征。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同质性强，分化不明显。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引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原则迫使人们为自己的个人和群体利益着想，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日益明显。体制的转轨特别是体制、制度、资源的多样化趋势，扩大了这一分化影响。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乃至不同人群，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新的利益结构初步形成，而社会利益的协调和沟通的机制却相对滞后。正如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的，“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指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思想领域，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五个“多样化”和四个“特点”实际上已经清楚地勾画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对于社会阶层利益分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三、社会流动性变化加剧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通过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单位所有制的职业分割，使得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很弱。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就需要充分调动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成分的人的作用，社会流动性由此大大提升。最新的统计表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全国大约有1.1亿多的人口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人口流动的范围也已经从国内不同地区扩展到不同国家之间。在职业上，人们选择的自由度也大大提升，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工作单位之间、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道风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社会流动渠道逐步开放，逐步多元化，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可以在社会中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

② 中国二代现象的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

为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严重，为什么官二代能比穷二代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什么国家富裕了生活变好了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社会板结化了吗，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是否还存在，二代们真的面临一个断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二代现象？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阶层流动的新通道
《南风窗》：前些年，有两篇文章曾一度风靡网络，比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阶层差距，因为出身不同，虽是大学同学，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比较适合60后70初的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18年之后，他们的后代终于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我用了18年，还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深得80后认同，因为出身的阶层不同，大学毕业后大家的生活分化越来越严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严重吗？近年来，很多声音批判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原有的通过上大学和当兵这两个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以改变，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被堵死了吗？
陆学艺：其实中国社会真正流动就是改革开放这30余年，流动通道没有被堵死，只是改变了。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目前看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相比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很明显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简单化到多元化，所以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也在改变，不是像原来上大学和当兵然后分配那么简单。
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阶层。根据我们课题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这都是阶层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应该有很多。
《南风窗》：从统计数字上看，中产阶层确实在壮大，但中国往往存在统计数字和百姓感觉相悖的现象，目前一个普遍感觉是，中产阶层在分化，大量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
陆学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在一起，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南风窗》：您刚才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23%，和我们常说的现代橄榄型社会相比，这个比例应该还很小。
陆学艺：确实，中国目前中产阶层占的比重还远远不够。任何社会，如果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存在，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混乱和冲突。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状来说，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养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调控阶层利益展开。这样，阶层间的流动通道会很通畅。现在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说明整个社会还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针不变，现在就只是阶段性问题，比如农民工的问题早晚会解决，农民工子女肯定不会固化为穷二代。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南风窗》：二代现象是现在人们讨论的一个很热的话题，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代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二代现象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二代现象，是不是社会断裂、阶层板结造成的？
陆学艺：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社会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进步运动”而被称为“进步时代”。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加。但同时，美国社会当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政治腐败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激烈、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沦丧等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化。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同样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认为是“生产为第一流，国民所得与消费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环境则属第三流”。拉美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也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南风窗》：那是不是说中国近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分化很严重是必然的？
陆学艺：社会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锐和严重的社会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国社会之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中国在很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适合当时发展的政策并没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及时进行调整，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目前中国亟需推动社会改革。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南风窗》：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距有多大？
陆学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我们课题组经过测算得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南风窗》：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结构如此滞后？
陆学艺：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中国除了和其它现代国家经历过的一样，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使转变过程中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多发。而且把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转型过程浓缩到了几十年中。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但社会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都还没有破题。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等等很多社会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直没有变，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
《南风窗》：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陆学艺：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和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是很好的教材。美国及时加强了对社会领域的建设，提倡社会公正，成功地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种种怨气、焦虑、愤怒和不安全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日本虽然也意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到位，日本虽然最终成为经济大国，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住宅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拉美国家则因为对社会建设认识不够，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足，经济起飞之后即陷入了持续衰退，社会动荡，最终成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问题的出现，正是社会建设没有跟上造成的。
《南风窗》：如果不及时推动社会改革，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拉美陷阱”？
陆学艺：有这个可能。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受两种力量驱动，一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二是来自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发展和目前政策选择的不同，未来中国社会存在四种不同的可能。1、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政策体制调整及时，社会改革启动，那就会形成理想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经济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社会稳定。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二代现象也会随之消失。2、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但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会造成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经济也难以保持高增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放大，社会必然不稳定，有极大的断裂风险。3、如果经济发展放缓，但政策体制得到调整，也会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发展，现在的社会问题也会消失。4、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
《南风窗》：也就是说，不管以后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增长，只要政策体制调整到位，中国社会都会稳定发展。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陆学艺：是这样的，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南风窗》：社会体制改革启动的关键是什么？
陆学艺：中央政府的决心。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进的。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体制，体制有问题，靠个人突破是解决不了的。

③ 社会群体日益分化,出现了哪些群体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首先，农民阶级出现重大的裂变及分化，其经济地位、职业结构、社会分层都发生了大的变动。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组合：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外，又出现了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对独立的阶层。再次，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形势造成的新矛盾不断出现。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提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由此，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都希望看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利益权利能在民主气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动，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存在着社会心理失衡加大倾向。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带来的摩擦与激荡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价值趋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使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④ 划分阶级所依据的根本标准是各社会集团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分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变化。于是，理论界引进和运用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而引进和运用新方法与沿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有助于科学地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一

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我们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这种方法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状况，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区分成地主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等几个不同的阶级。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重新进行了划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后来又颁发了一些补充决定，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成分划为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等13种。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理当对我国的阶级结构作出新的划分。但种种原因使建国之初的阶级成分划分被保留下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认识才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是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代表我们党将知识分子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不仅在农村给那些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的社会成员摘去了“帽子”，而且在城市恢复了原工商业者的劳动者身份。这样，我国的社会结构就划分为“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仅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已经远远不够。于是，理论界引进了一些新的分析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身份分析法，即根据人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将社会成员划分为若干群体。最为典型的，就是按照人们持有户籍的不同性质，以及在国家劳动人事制度中的不同编制，将社会成员分为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群体。另一种是利益分析法，即主要根据人们获得的不同经济利益，将社会成员划分为若干利益群体。如有的学者根据人们在改革开放中的利益得失，将我国社会成员划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者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还有一种是阶层分析法。这种方法以职业分工等多种因素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如有的学者将我国社会成员划分为农民、管理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等阶层。在上述三种分析方法中，又以阶层分析法最为流行。

社会分层法的广泛运用，产生了与传统的阶级分析法的矛盾。对此，我国学者或者不去考虑社会分层法与阶级分析法的关系；或者坚持阶级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同时借鉴西方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或者认为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状况不能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划分标准，应当以职业分工为基础，按照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及其他因素来划分。

二

社会分层法与阶级分析法之间的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阶级分析法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提倡阶层分析法的学者，对阶级分析法的当代价值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而主张阶级分析法的学者中，有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引进其他方法的“护身符”。为了端正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态度，并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法，就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当代价值。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经历过从“冲突论”到“功能论”的重大发展，仍然能够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有的重在揭示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整合，我们可以谓之“功能论”。按照这种分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无疑都属于“冲突论”的范畴。现在，有人之所以否定、怀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主要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认为阶级分析法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看到阶级分析法中的“功能”因素，更没有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虽然属于“冲突论”，但是其中包含着“功能论”的成分。如“工农联盟”强调的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合唱”，服务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国改革开放后，阶级分析法的“冲突”特征减弱，“功能”特征增强。我们党做出了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确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力量。由此形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的分析方法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更好地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于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的两大基本阶级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代中国，还能不能以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阶级阶层的分析？应当说，从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仅仅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不表现为谁占有与谁不占有。由于“一大二公”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大胆调整。尤其是在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的人数激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我们现在能够把他们划分为一个新的阶层，所运用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所依据的标准正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状况。近几年，虽然我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很快，但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的人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低，而且他们也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只有称之为阶层，不能称之为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于正确分析当代中国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既相对于资产阶级，也相对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不是对立的阶级，但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等方面均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中，一直都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划分。这一点，对于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被消灭。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与国内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不再存在。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人口、资源、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体，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差别和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宏观上将我国的社会结构划分为工人和农民两大基本阶级，才能正确分析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并据此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相反，如果我们放弃阶级分析法，仅从职业分工上来划分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就必然被界定在产业工人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农矛盾就会为许多次要矛盾所冲淡和掩盖，我们就无法科学地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也无法正确地分析改革开放中的工农关系。

三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并不表示它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析的一切问题。事实上，为了能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做出准确的、细致的分析，引进和运用其他新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阶层分析法还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从理论上讲，阶级分析法与阶层分析法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阶级分析的优势就在于能够科学地揭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阶层分析的长处就在于能够深入阶级的内部，具体地揭示某一阶级的全貌。所以，阶级分析是社会阶层分析的前提和基础，阶层分析是社会阶级分析的深化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阶级分析法时，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阶层分析，没有否认过阶级内部有分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1]他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过基本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而是认为“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2]。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各个阶级的内部阶层作过深入研究，但上述思想无疑为我们今天分析各个阶级的内部分层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从实践上讲，阶级分析法已经无法针对两大基本阶级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更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社会成员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经济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处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之下，社会分层并不复杂，运用阶级分析法能够说明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分离出来，而且在农民阶级内部、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在农民阶级内部，已经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农村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等不同的阶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划分成干部和一般工人，而是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的分层。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经济分层也越来越明显。阶级分析法对此往往鞭长莫及。只有引进和创新其他一些分析方法，如阶层分析、利益群体分析等方法，才能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做出深入的、科学的分析。

综上所述，在今天，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同时也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引进一些新的分析手段。惟有如此，才能够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在实践上不断推动和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进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27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62.
[作者简介] 郭榛树（1966-），男，江苏兴化人，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 周晓中)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

⑤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1992年时结束。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从党的十四大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

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党的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做出决定。

《决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到宏观管理，从城市改革到农村发展，从经济运行机制到科技教育体制，从经济手段运用到法律制度建设，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领域，规划了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任务，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

《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科学、系统的宏伟蓝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图大业的行动纲领。

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这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同时借鉴了国际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在市场运行机制和法律准则等方面与国际社会基本一致。到本世纪初，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

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建起来之后，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则在于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建设的“质量”方面。所以，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5)计划经济体质下的社会分层扩展阅读：

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是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强调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形式，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生产管理权限与利益分配关系，在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举措是“放权让利”，先是实行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制度。

1981年实行“利润包干制”，企业按核定的利润目标向国家承包，超过的部分归企业留用，完不成的部分由企业自行补齐。此后又实行了“利改税”，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

1984年，中央明确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有自主选择和安排产供销活动的权利，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

1992年，中央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资产处置权等经营自主权。事实上，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已逐步拥有了产品所有权，基本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

从1993年到2002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公司制改革。

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9年，进一步明确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此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深化。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在这个框架下，中央又正式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按照这一思路，国有企业不断深化公司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同时，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效率和效益。

由此可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品所有权科学分离的过程。如果说在早期放权让利阶段企业尚不拥有独立的产品所有权，那么，到了承包经营制阶段，经营权与产品所有权就都下放给了企业。

后来的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品所有权分离。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经过40年改革创新，我国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⑥ 求一篇·申论·述评·范文

您好，中公教育为您服务。
百姓话变质土壤：
影响：过度开发侵害百姓利益 给食品安全带来威胁
人民网网民“丁子一”：工业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排污对土地、水资源、环境等造成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一系列的问题背后我们忽略了对权力的控制,使得有些人为所欲为狂占社会资源，过度开发挤吞百姓利益。
新浪网网民“ 天地外星人”：从三聚氰胺奶到地沟油，从牛肉膏到鼠肉串，从水银刀鱼到苏丹红蛋，从瘦肉精到镉大米，不断出现一种接一种骇人听闻的化学食品，食品安全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在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冲击之下，我们的道德节节败退，走向崩溃，每位国人需要深度反思。
新浪网网民“南海环保”：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数据显示，湖南省是全国最大水稻主产区，去年水稻产量2631万吨，占全国水稻产量12.9%，同时湖南也是有色金属之乡。湖南出现“镉大米”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问题。
措施：信息公开 完善制度
新浪网网民“种菜乐呵呵”：公开污染数据让公众知晓，有针对性地实施应对方案，这既是对公众社会责任心的尊重，更是公众不可剥夺的权利。 治理土壤污染关键是信息公开。
人民网网民“引丹喻理”：农村土地环境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底线，国家相关部门应建立农村土地资源状况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土壤生态补偿制度和土壤保护预警制度，制订有针对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
百姓话党风：
观点一 老百姓对转作风的认可度取决于持续多长时间
新浪网民“岸的守望”:令行禁止，中央抓得好，有利于取信于民。希望能长抓不懈，转变作风不要成为一阵风。
人民网网民“翰烽”:好的规定能否坚持做下去是个问题。大凡一项措施，起初都还是很严格，可是往往到了后来，就渐渐放松和疲劳，自然而然重心也偏移了。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关于大吃大喝的问题，必须要从财政预算改革上着手;比如文风会风的问题，必须要从政绩考核体系上着手。不能反腐一阵风，必须坚持下去。
观点二 狠抓典型，无论问题大小绝不放松
人民网网民“xy大漠飘雪”:十八大期间以李春城为代表的一干高管落马，看作是“打老虎”，这次通报的六个典型，无疑是打“苍蝇”。六个典型涉及的官职不大，但非常有典型性。民间常说中央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越到基层跑调得越厉害。这六起典型都是来自基层，具有广泛代表性，这次通报对基层的胆大妄为有着很强的警示和威吓作用，彻底打消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侥幸观望心理。
腾讯一手机网民:无论事件大小，都一视同仁，一律对待，决不搞下不为例，决不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才能杜绝一切贪污浪费等行为。
观点三 规定需严格执行与落实，严惩违纪者
人民网网民“扬起帆兮去远航”:不掐住违规官员的脖子，他就戳廉政的脊梁骨，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远不够，得发生一起处理一起才行。
搜狐网民“杨宜勇”:“八项规定”是改进文风会风、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的重要举措。有了制度规定，没有严格的执行和落实，就会流于形式，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改进作风，必须既设“高压线”，又通“高压电”，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按照“零容忍”原则，动真碰硬，严查严纠，维护“八项规定”的严肃性、权威性。
新浪网民“骑车上海行”:关键是八项规定能否执行下去，重点是如何处理违规违纪者，从重严惩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否则，不痛不痒，免职再复职只能越反越腐。
观点四 加强群众监督
人民网网民“翰烽”: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必不可少。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媒体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充当监督角色，让群众成为领导干部身边无处不在的眼睛，才能形成足够的震慑。
新浪网民“大漠飞虎2011”:建立监督机制，拓宽举报渠道，才能有效抵制腐败!健全完善的法律和监督体系作支撑，对政府职能部门形成互相制约的体制架构，并发动群众监督检举揭发丑恶，加大反腐力度，真正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百姓话儿童安全：
观点一 对侵犯儿童权益犯罪要严惩
腾讯网网友 对侵犯儿童权益的犯罪行为，绝不能姑息，绝不能容忍，要依法重判!这些道德沦丧、丧尽天良的行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制裁。
观点二 保护儿童权益需全社会共同关注
新华网网友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需要全社会的联防。要建立未成年人防止受侵害的综合预防体系，从社会、家庭、学校、社区的角度，开展综合治理。让社会群众的保护、家长的监护、孩子的自我保护等多位一体，多管齐下。
观点三 侵犯儿童权益易引发儿童犯罪
人民网网友 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很多孩子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自闭、情感淡漠、抑郁，甚至对家长或者老师存在逆反心理、报复心理，以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百姓话科学素养：
网民“舒天烈”：王林擅长玩蛇。在《山海经》中，有一种叫“委蛇”的幻想生物，人首蛇身，并且有两个头。这正是一些“大师”的写照——一头是迷信，一头是利益，终归会合体。而这种“委蛇”，最怕的是打雷。或许，该有法规纪律的雷声响起，震慑一下这些妖异了。
科学力量_39353：王林事件中，马云、李连杰、赵薇等人的行为虽然令人可悲可叹，但各路媒体，包括央视的焦点访谈，没有坐等，而是及时的揭露，有相当部分的网友也持有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显示了一定的科学素养，这是令人倍感鼓舞的。在中国，各类大师的日子只能是越来越难过。
李斌0791：“风水大师”、“气功大师”都是时代的怪相，这类“伪大师”们以愚蠢、低劣的手段来挑战人类的智商、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却得到众多无知者膜拜。没有坚实的科学信仰只能并将不断产生这种愚昧的现象。
开噗噗车的小Q：精神空虚，信念缺失造就了这些所谓似神似仙的道貌神棍，命运不是靠谋算，前途不是靠胡诌，与其相信牛鬼蛇神的无稽之谈，不如踏实本分的走自己脚下的路。用科学信条充实精神世界，用真善美填补内心的无妄虚伪。
李斌0791：“气功大师”的风靡中华大地及其众多粉丝的膜拜，是对理性、科学、文明的严重侮辱、践踏、亵渎。难道要使“赛先生”匍匐在地、向隅而泣?
百姓话贫富差距：
观点一 设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网友“十三郎”：必须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很多地方声称工资逐年增长，却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工资增长没有落到实处，还有全国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也因为监督的匮乏而不能有效落实。
观点二 加大对隐形收入、违法收入的监查
网友“欧阳一刀”：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这样才能保证起码的公平
网友“佳宜”：官员腐败需遏制，官员的各种隐形收入超过其工资收入，政府需加大力度进行整治。
观点三 进一步完善税收调节的功能
网友“蓝天云”收入的调节可以从税收方面着手，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缩小收入鸿沟。
网友“真的爱你”：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仍存在该减的没减够，该多征的没多征，调节居民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观点四 公务员工资制度需进行改革
网友“晴空万里”：公务员、事业单位和社会实行两套标准，这是我们要反对的，必须实现同工同酬。同样的福利制度是不分对象的。大家都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什么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就要比机关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要少很多?建议中央政府实行“单轨制”，以缩小收入差距。
观点五 缩小同行业间收入差距 实现同工同酬
网友“沙漠骆驼”：希望国有企业加快一视同仁的人事制度改革，尽快实行同工同酬，不要把职工分成三六九等，彻底解决招聘工们“干得多、挣得少”的问题。
其它
网友“鱼翔浅底”：完善税收体系，严控虚高物价。细化调资的倾斜政策，参照个人工资水平与社会人均工资水平的比差，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提高同层次人员中的低收入者水平。
希望可以帮到您！
如有疑问，欢迎向中公教育企业知道提问。

⑦ 分析一下社会分层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这就如你穿着破衣服赤着脚下在路上走，看着身边的人坐着宝马穿着名牌，你说你会怎么想，你说会有什问题

⑧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会存在社会分层现象

一：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必须有高有低。
二：必须按劳分配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老不得。
三：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
按劳分配的核心是“劳”，但是，对“劳”却有不同的理解。在一般教科书中，“劳”首先被理解为个体的“劳”，其次被理解为劳动本身，再次被理解为只有复杂简单之分，而没有优劣之分。这样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按劳分配原则，是很不利的。这种理解，也是一些职工对按劳分配产生疑惑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国家是一个大企业，不同的职工在不同的工厂里，但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这个大企业的一分子。那时，按劳分配是由国家进行的，每个职工都是平等的，因而把“劳”理解为个体的“劳”，尚有某种合理成分。改革开放，国家不断向企业放权，最终使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行按劳分配，面对的不再是职工个体，而是企业。因此，再把“劳”理解为个体的“劳”，就很不妥当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劳”首先应当理解为是企业的“劳”。国家通过宏观管理这只“手”，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共同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企业“劳”越多，获得的分配也就越多。一方面，国家和市场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另一方面，企业对职工也要进行按劳分配。在企业内部，“按劳分配”之“劳”就是个体的“劳”。由于管理模式不同，企业也可能只对车间、班组进行分配，但职工最终获得的分配还是按自己个体的“劳”计算的。如果企业的“劳”不多，个体的“劳”再多，个体也难以获得较大的分配物。事实上，甲厂高级工程师的收入不如乙厂工人，丙厂劳模的收入不如丁厂守门人的情况，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如果我们不把“劳”既理解为企业的“劳”，又理解为个体的“劳”，就难以解释这种现象，职工的疑惑也就难以消除。当然，上述“不平等”现象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予以调整。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⑨ 中国是在经历一场多元社会结构的转型期么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首先，农民阶级出现重大的裂变及分化，其经济地位、职业结构、社会分层都发生了大的变动。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组合：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外，又出现了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对独立的阶层。再次，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形势造成的新矛盾不断出现。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提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由此，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都希望看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利益权利能在民主气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动，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存在着社会心理失衡加大倾向。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带来的摩擦与激荡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价值趋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使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人们的价值取向正朝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客观上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第三，人们对政治民主提供保证及表达渠道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现代化的推进，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别、差异、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不可能很快消除，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大。当这种现象超越一定限度，人们的期望长期受挫折，就会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基础，并在其他偶发条件的影响下，导致政治骚乱的社会氛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种种现实因素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政治事务的空间还很小，还处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过渡之中。大多数群众的民主参与主要以维护其经济权益为目的，尚未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目标、一种价值自觉地去追求，因而导致社会民主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有正当的参政议政、民主选举、反映情况；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问题无法解决时采取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要求的，以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

各国政党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所经历的变革过程肯定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首先是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与阶级对立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各国政党都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阶级调和，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断扩大政党代表性，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扩大政党开放性，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向更广的阶级范围开放；另一方面，政党尽量代表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张。其次是增强政党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增强执政能力。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政党竞争体制，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或者连续执政，必须不断提高政党竞争力，提高执政绩效。为此，各执政党十分注重培养和选拔党内精英，吸引和发展高素质人才充实政党。最后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不仅对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来说十分重要，对于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同样重要，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党和政府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因而也就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型期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党的政治权威带来新的挑战。党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能否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和不安定因素？这些都亟待我党给予战略性回应。党应从各个方面不断整合资源和强化优势，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强化党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政治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确立。现今，随着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新兴阶层的出现，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市场体制是一种竞争型机制，竞争是社会成员以社会稀缺资源，如财富、权力、声望等为对象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因而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而要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既要有防止社会失范的刚性，又要提供满足社会良性发展的弹性空间，这就要求国家一方面具有强大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反应，运筹帷幄。政党是国家和社会关系有效协调和互动的纽带，面对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发挥其导向、组织、协调功能，并通过必要的政府行为调动、集合、配置、优化社会有效资源，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其次，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政治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在现代化的新形势和背景下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使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扩大其包容性、渗透性，增强其内涵底蕴。在当今，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生活期望急剧膨胀，尤其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让人们产生与党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知，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思想教育体系，利用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念，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政治权威基础。

第三，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合理地协调和整合社会利益。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可以为吸收新的集团进入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秩序，这是社会政治安定的保障。党作为维持社会和国家平衡的杠杆，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应不断拓展与社会的链接通道，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体制与机制，为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宽松的渠道，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此外，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社会利益整合，应通过完善体制和政策供给合理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认各群体差别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职能，利用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手段编织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要鼓励公平竞争，体现效率优先，更要重视和关心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和失业、半失业的弱势群体，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使社会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

最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须进一步扩大。执政党领导和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必将影响和冲击现存的体制而诱发政治问题的产生，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转型，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党内和社会两方面看，首先是党内民主，因为它对人民民主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在党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之间、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领导干部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加民主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积极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不断壮大，必将产生广大民众更加迫切的政治参与要求。如果这些阶层的政治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压力的积累，而这种压力则直接影响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因此，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联系起来。

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良性的运转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能够获得协调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的政党制度。就中国而言，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促成不可逆转的社会结构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原有阶级结构的日益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如此，获得一个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构——政党制度，对超大规模的中国转型社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成败。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适应性，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实现政治发展，保障政治稳定，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展望未来，它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⑩ 简答中国的阶层分化。要专业的如题 谢谢了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首先，农民阶级出现重大的裂变及分化，其经济地位、职业结构、社会分层都发生了大的变动。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组合：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外，又出现了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对独立的阶层。再次，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形势造成的新矛盾不断出现。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提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由此，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都希望看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利益权利能在民主气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动，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存在着社会心理失衡加大倾向。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带来的摩擦与激荡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价值趋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使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人们的价值取向正朝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客观上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第三，人们对政治民主提供保证及表达渠道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现代化的推进，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别、差异、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不可能很快消除，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大。当这种现象超越一定限度，人们的期望长期受挫折，就会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基础，并在其他偶发条件的影响下，导致政治骚乱的社会氛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种种现实因素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政治事务的空间还很小，还处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过渡之中。大多数群众的民主参与主要以维护其经济权益为目的，尚未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目标、一种价值自觉地去追求，因而导致社会民主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有正当的参政议政、民主选举、反映情况；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问题无法解决时采取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要求的，以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