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哪里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盘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的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关系 从时间角度看待渐进性概念，可以把渐进性理解为一种过程的延长，看成事物发展的自发演变趋势，甚至可以看成是需要等待时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则把渐进性过程理解为总体分解式的改革、结构关系的调整和分阶段实施的改革，本质上是逐步到位的改革，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一揽子改革，其中包含着争取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的要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有着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时间要求，有着很强的时间压力，所以必须抓紧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主要的有两种方案：一个是一揽子改革计划方案，另一个是渐进性的、分步实施、整体分解式的改革方案。这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中国改革在推进步骤方面的主要区别。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在改革操作上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但这种改革方案实施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且对改革操作的要求也高，一旦把握不好，改革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挫折。道理说来也简单，改革总是有成本的，改革过程的时间跨度越小，时间越短，单位时间内分担的改革成本也就越高，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触动也就越大，改革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它表现为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封建传统影响源远流长，而且建国后在很多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大领域，仍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也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另外，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这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渐进性的双重特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政治体制，又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地加以发展和完善。既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就好高骛远，盲目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也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就坐等条件的成熟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开拓性。总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过程。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有风险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涉及各方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的变动会给方案实施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改革方案本身就考虑到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这种风险，并有效地规避风险。 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测未来事件发生的状况。如投掷钱币，每次投掷是出现正面还是反面是不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有时会有悖预期的目标，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各方利益、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另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还受许多突发事件的影响，如前苏联流产的对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政变，导致独立国家联盟的形成和前苏联的解体。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生政治危机。这些经济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外交方面的突发事件，使原来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充满不确定性。事件的不确定性，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或者意外的损失。 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花成本小，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把握，保证坚决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存在很大的艰巨性和风险。一般地说，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它总是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因为：第一，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的矛盾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上的推陈出新，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旧体制的因素同时存在，相互间存在矛盾，处理不好，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第二，政治参与过当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不适当也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过程，它把亿万人民群众引导到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来。在这场变革中，社会成员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民主的发展过程容易引发某些不稳定因素，这就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这种不稳定性带来的损失甚至破坏，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风险和成本。 一种政治体制本身就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和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支付成本，改革的过程则需要选择支付成本最小，又能达到改革目的的转型安排。集中要支付成本，民主也要支付成本。因为事事要协商，每个人都要事事投票，或者意见总是统一不起来等等，集中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成本支出。极端的民主化体制，成本也是高昂的。因为计划机关和各级领导需要集中信息，制定、执行和下达指令，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统计、计划、决策、执行和包揽所有事务的政治组织体系，加上决策可能常常失误，极端的集中体制，其成本也是高昂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哪种体制在时间和范围的总体上成本最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再比如从改革过程和方式来看，在精简县乡村吃皇粮的冗员时，是政府包起来，一直养到退休，还是创造创业的条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分流？改革的成本大不一样。因此，哪种改革方式是成本最小的，是我们研究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时需要考虑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应该遵循的原则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把握、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应当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就是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体现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更多地借鉴和吸取世界政治发展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这是能否有效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政治前提。二是连续性原则。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要终止原有的政治改革和发展进程，另起炉灶，而是要承前启后，在承认历史、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规划。三是可行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制定的目的在于执行，改革方案的实施必须具备方案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在制定改革规划时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因素对改革实施的影响，注重可行性分析，使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否则，改革方案再好也无法实现。四是预测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实现发展目标为诉求的政治行为，是对未来政治民主体制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先分析和选择，这种预先分析和选择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行科学的预测和统筹。 其次，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作为一种决策过程，是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的选择过程。从程序上来说，方案制定包括问题的界定、目标的确立、方案的设计、后果的预测和方案的选择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或环节。制定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必须首先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这是制定改革规划的第一步。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措施实施所达到的效果。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的指导目标，也是方案设计和方案择优的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目标的正确性，确立目标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改革目标的指向性。改革目标必须表达准确，有定性或定量的目标，对切入点和重点、内涵与外延必须界定清楚，并有目标的时效要求，建立具体的衡量标准。二是改革目标的可行性。改革目标的制定应高于现实，又必须是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一定努力可以实现的，具有可行性。三是改革目标的协调性。改革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目标的有机结合，是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多层次的目标体系。改革方案制定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目标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合理确定目标结构，尽量减少各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使之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四是改革目标的规范性。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出来后，还要对其进行可行性论证，以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可行性，即方案被抉择机构或决策相关的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二是经济可行性，需要多少成本，即获得政策资源（包括一般性资源和特殊资源）的可能性。三是社会可行性，主要是政治文化发展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群体阶层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事实上，改革方案制定的目的在于规划民主政治长远的发展问题，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方案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有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智囊团对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与未来展望 为了保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要认真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改革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是方案过于理想化，没有可操作性。有的改革方案很完美，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实施。主要问题在于理论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或者舶来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改革方案从部门出发，专门化、片面化，没有考虑此项改革的外部关系或者与之相联系部门的联动，从而使专项改革孤军作战，其他改革和措施不能配合和配套。三是改革有急躁情绪，急于求成，不分主次，不分程序，胡子眉毛一把抓。事实上许多改革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的，每一步达到一个目标，分步骤实施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必要的妥协和利益结构的协调；改革的阶段性要求和长期性目标。 许多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建议，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不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笼统地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成本高、风险大，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认为，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我们认为至少需要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第一阶段，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改革纵向控制的计划体制，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发育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使价格和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从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改革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政府调控方式，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国有企业资本社会化，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阶段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已经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 第二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十八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我们认为，从2002年到2020年可分为三个子阶段：一是2002年到2010年，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进行一些国家权力和司法机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二是2011年到2016年，用六年时间，重点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三是2017年到2020年，在前两阶段培育社会组织和发挥宗教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对社会有益的宗教体系，形成现代的公民社会。 实施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完成本报告提出的框架性改革目标，距2020年，还有十四年时间。在这样一个改革期内，与五年计划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会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改革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在一个五年中一蹴而就，需要将改革目标分解为一个又一个改革的战略任务并依此确定改革阶段，这不会使改革目标的实现显得遥不可及，反而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有利于围绕目标，突出重点，凝心聚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划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子阶段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其依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根据在完成总的改革战略任务过程中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的划分。具体而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划分战略阶段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十七年战略期内的总目标、总任务。第二，各子阶段改革战略的重点，如第一子阶段中，改革的重点是行政管理体制。第三，改革战略所需要的时间和阶段性。有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一段时间后，由于政治社会情况的变化、改革重点的转移、外部突发事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会作出一些调整，这就需要在划分战略子阶段时，留有充分余地。第四，改革子目标和部门改革目标衔接配套。改革总方案的实施需要多部门、多渠道、全方位推进，由于每个部门、环节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改革目标也各有特点，实现时间也会不相同。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全额由财政供养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既有联系，又需要两方面合作互动，联手推进。 十七年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特别是通过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使国民经济从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个台阶。 第三大阶段，到2020年时，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初步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善和成熟，人民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强盛，人民素质得到提高，官员和公务员的素质也大为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成就回顾 1500字论文
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成就
近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概括起来大体有：
1.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计划决定，是指令性计划在维系着国民经济运转。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在分配领域，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推行的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难以充分调动企业、个人乃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商品交换关系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严格限定在部分农副产品领域。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2006年底，在城镇地区，国有和集体单位吸纳就业7194万人，其他所有制形式吸纳就业21116万人，后者是前者的2.9倍；在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吸纳就业14680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就业4779万人，后者约占前者的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除极少数产品外，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放开，生产要素市场的构建也取得相当进展，如双向选择的企业用人制度已经建立、商业用地使用权转让实现了“招、拍、挂”、利率市场化取得重要进展、汇率弹性明显增强等。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我们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诚实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随后，土地、资本、专利等生产要素也被允许参与收入分配，形成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格局。近年来，在规范初次收入分配秩序的同时，政府还加大了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以缩小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在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行为归根结底由政府决定，经济调节没有宏观与微观的截然区分。随着企业逐步获得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位，计划(规划)体制也由原来侧重于分钱分物、分生产指标，转为制定预期性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发展规划，通过实施市场准入政策、产业结构政策、财税等政策引导微观经济行为，实现发展目标；投资体制也由定盘子、分项目转为基于企业自主投资的备案制，侧重经济效益审查的审批向以环保、技术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审批转型。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信贷规模控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间接调控为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
2.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30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近14倍。我国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初步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政界、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判断，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受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城市化快速推进、制度跃迁等因素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仍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届时，人民富裕程度将会比目前明显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经济发展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分别增长了33.3倍和25.8倍。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即便扣除物价因素，也上涨了6.5倍。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家庭从57.5%稳步下降到35.8%；农村居民家庭从67.7%下降到43%。食品支出占比的下降，使城乡居民能够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居住、出行、健康和娱乐条件，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居民家庭拥有的财富也在快速增长。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等，在城镇地区已经全面普及，汽车、电脑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6.7平方米增长到26.1平方米(2005年数)，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8.1平方米增长到30.7平方米(2006年数)，分别增长了2.9倍和2.8倍。从1978年到2007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从210.6亿元增长到172534亿元，增长了800多倍。股票市场更是从无到有，2007年12月，沪深股市流通市值达到93064亿元，占同期居民人民币存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3.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格局。从1978年到2007年，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增长约200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3位(2006年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组织规则来协调、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通过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我国还积极迎接世界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国外直接投资7745亿美元，吸引外资规模连续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就是中国制造(和组装)产品大量出口，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发掘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拓展了空间。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也开始积极“走出去”，以全球化的视野在海外开展投资，整合产业链，以快速提升自身竞争力。
4.社会全面进步
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也由1980年的45.9%提高到2006年的75.7%。自恢复招考以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2006年分别达到943万人和110万人。高素质人才的大量培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供了强大支撑。到2006年，我国科技人员数量达到413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约280万人)，全年共接受发明专利申请2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约5.8万件。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从1980年到2006年，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从10.8人增加到15.4人，床位数从19.3张增加到25.3张，分别增长了42.6%和31%，居民预期寿命，也由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71.4岁。在竞技体育中，打破世界纪录、获得世界冠军的次数大量增加，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奖牌数排名明显提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领域，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恢复，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勇于探索、讲求实效成为社会风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不断拓宽，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舆论监督力度不断增强，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度不断加大。国家实力的增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事业的成功，使公众对改革开放、对党的领导、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充满信心。
以上这些，为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③ 如何正确看待近4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的得失成败
（1）改革的性质：既是一场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2）改革的作用：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3）改革的特点：改革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 （4）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中国特色是与时代特征、时代精神紧密结合、互相融合的.它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
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中叶,邓小平同志曾经把它称为“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在由蒸汽机、纺织机发明带来的工业化时代,而当今世界正迎来信息时代,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五大报告讲得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邓小平理论正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同当今的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一,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尽管还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还是可能的.正是根据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不仅为我们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为我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他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第二,生产力大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生产力更是加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就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据此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还着重指出：“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第三,科学和技术大发展.当前,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进入信息化的时代,与“古典的共产主义”产生时的蒸汽机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邓小平同志说：“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近些年来,美国出现了所谓“新经济”,实质就是由于科学技术和高新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状况.根据这种新情况,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
生产力理论的一大发展.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进一步深化和全面化.这种情况有利于我们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学习他们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但又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压力,受到它们在政治上进行西化、分化的威胁,还会受到世界经济动荡以至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袭击.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国家对经济和金融的宏观调控,顶住西方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压力,防止世界经济动荡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袭击,防止西化、分化的政治渗透,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五,现代经济的高度复杂化、市场化.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以后,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因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就是说,不需要商品、货币和市场.列宁在经过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已经看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错误,而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随着现代经济的高度复杂化,面对着多少万种、多少亿种商品和劳务,面对着纷繁多变的人的需要,更难以有效地直接按计划组织生产和分配.但多年来,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观点不仅广为流传,而且根深蒂固.邓小平理论彻底廓清了这种看法.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第六,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论述了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银行和工业融合而成的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占了统治地位,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新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现代经济中,金融的地位更加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亚洲金融风波的爆发和深化也提醒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各方面都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江泽民同志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他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从中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把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工作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既要有紧迫感,又不急于求成；既要坚定方向,又要分步实施,区别不同情况,分清轻重缓急.
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必须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方面迈出改革的新步伐.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④ 论述我国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财政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工作
卫生医疗事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回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答会宏伟目标的实现。随着SARS疫情的暴发和“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凸现，近年来，我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需要我们在认真总结国内外卫生医疗改革与发展既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理清新时期改革的基本思路，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一般来说，卫生医疗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两大层面。从国际实践和我国实际出发，本文将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供给方面）、医疗保障（医疗需求方面）三个角度对卫生医疗体制改革进行阐述。
⑤ 如何评价改革的成败
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改革的成败主要可以从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新旧势力的力量对比和改革的措施是否得当，以及国际环境等几个方面分析。例如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在目的和性质方面，双方都是摆脱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在其他方面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先看社会背景，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也越来越不满，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反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力量强大。再看领导力量，日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用武力推翻了幕府守旧势力，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守旧派力量强大，握有实权；维新派又不敢发动群众，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导致改革措施无法实施。最后看国际环境，日本明治维新发生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争夺殖民地的高潮未到。欧美各国也正忙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另外，列强集中兵力侵略中国，客观上也为日本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发生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掀起了瓜分世界的高潮，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国际环境对中国改革不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了造成了一成一败的结果。
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原因，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入手。主观上表现为领导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局限和无产阶级的经验局限等；客观上主要是这一时期内部的封建势力和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相互勾结、破坏和它们力量过于强大导致的最终失败。例如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主观上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既不愿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又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这就给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提供了有利条件。客观上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抵制和破坏革命，帮助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
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学习当然也不例外。在平常的学习中做到多观察、多思考，善于发现和总结找出规律，掌握相关各类题型的解题分析方法，不仅能够加快你的解题速度，还能让你在轻松愉快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⑥ 形势与政治论文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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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大对今后一个时期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方针作了明确阐述，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标志着我国将进入世界上实施全民保健的国家行列。
报告强调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卫生战线的具体体现，为我国即将全面展开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今后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报告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为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了医疗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建立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总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实际，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党和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关注，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当前，政府正在集思广益，多方征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综观多年有关卫生改革的讨论，对于其中共识的部分，在改革方案中比较容易确定，而医改难点问题如何解决，则是决定医改方案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正确处理和解决。
一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医疗体制、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等问题。因此，可分为若干阶段。设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首先要确定好宏观的改革框架，明确改革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而分阶段实施改革，逐渐趋近目标。另外，设计改革目标要量力而行，各级政府承担公民医疗卫生保障的能力有限，特别是贫困地区，让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卫生事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二是政府的投入与职责问题。政府对人民健康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建立保障居民健康的卫生政策；通过各种形式的经费投入，提高居民对基本卫生服务的利用能力。其中第二个方面更为关键。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卫生的投入，通过供方补偿即对卫生机构的经费投入与需方补偿即保障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全体居民健康的需要。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政府在维护居民健康时，在资金投入上必须既要补贴需方，也要补贴供方，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公平性，且易控制费用。
三是建立全民保障体系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卫生服务，内容非常丰富。第一，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如果到2020年，就要覆盖15亿人，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和艰巨的任务。第二，“享有”，一是“享”，即让所有居民都得到服务；二是“有”，基本医疗和卫生服务成为民众的一项重要权益。第三，服务包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二者不可偏废，不可顾此失彼。
目前，社会各界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也就是要保证全体居民基本卫生服务的需要，促进健康和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但是，如何才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除了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还需要有医疗保险制度作保障。通过医疗保险制度，分摊居民的疾病经济负担，提高居民的卫生服务利用能力。在目前的经济和卫生发展现状下，“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医疗保险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目标，也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现实生活中人们已感受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已拉大。政府要促进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公平，只能在再分配中建立居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确保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建立具有强制性的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卫生改革的远期目标。中期目标是建立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比较公平地解决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问题。近期目标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城市大病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并推广城镇非从业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达到全民覆盖。在政府举办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同时，可鼓励社会举办商业医疗保险，以满足公民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同时促进公立医疗保险机构服务水平的提高。
四是公立医院的改革问题。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医院作为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承担起为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职责和义务。但关键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对公立、民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医院系统进行科学的定位，并为之搭建起一个公平、合理、互补的发展平台，进而促进医院的健康发展。
公立医院的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及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紧密相连，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思路。关键的问题在于医院筹资机制怎么改，政府管多少及怎么管。现在全国有近两万家医院，95%是政府开办的，但政府又拿不出足够的钱对其进行投入，转出一部分到社会上去，势在必然。目前，应当根据区域卫生规划中的基本医疗需要，确定一定数量的医院由政府举办，其余交由社会去办。公立医院的资产属于人民，本不应以营利为目标。
目前，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能完全满足公立医院的开支，医院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各项经营性服务项目成为了医院成长和医务人员工资福利的主要来源。避免由于公立医院的趋利性所带来的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和群众就医困难的问题，是政府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公立医院改革的成功离不开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支持。政府的卫生投入、医疗机构预算补偿政策、药品政策和医保政策、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都将对改革的开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是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执业行为问题。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都是为了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的健康保护，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近年来，城市居民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人均职工医保基金大幅度上升，新农合的基金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实施结果是，城镇职工医保对参保人员的医药费补偿比例基本没有增加，医保基金显得入不敷出。新农合的医药费用补偿比例也没明显增长。
据了解，2005年全国人均最低筹资30元，平均住院实际补偿比为20%左右，2006年最低筹资50元，平均住院实际补偿比约28%，远低于筹资额增长幅度。究其原因，医疗费用水平快速上涨是主要因素。医疗费用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筹资水平增长的作用。导致医药费用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机构的不规范行为，如过度提供医疗服务、诱导需求等。对此，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制定有效措施，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促进医疗机构的合理服务、规范服务，引导居民合理利用卫生服务，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上涨，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如通过预付包干，激励医疗机构主动规范行为；通过补偿政策的制定，引导居民更多地利用基层和社区卫生服务。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涉及许多方面的利益调整，必须统一卫生改革对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性的认识，由政府强力协调各方，解决各种难点问题。同时，政府要紧抓改革的主导权，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⑧ 6. 我国当前卫生医疗体系的缺陷和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医疗改革成败和进一步改革如何走，舆论上争的脸红脖子粗。不过，我认为，很多人都想偏了，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盯在谁出钱上。在中国这个不发达的大国，而且长期都要过紧日子的情况下，医疗体系的着眼点应该建立一个省钱的体系，作为决策部门，头脑要清醒，决不能被报纸上的应景文章给熏昏了头，认为中国已经很富或者马上就要富了，因此可以学富国的做法。省钱，节约，应该是中国医疗体制的基本特点，科学发展观应该落到新的医疗体系上。为此，这次的改革方案即使冒着一些人的非议和攻击，也要坚持这个原则来布局，如果不能坚持这个原则，只能搞成一个临时的对策，那将为将来留下更大的麻烦。作为发改委的官员，应该有事业心，有历史责任感，放远眼光。
要建设一个省钱、节约的医疗体系，就不能放任自流，政府掌握的资源应该主导这一方向。凡是跟这个体制建设相抵触的东西，坚决改掉，迁就下去没有个完。政府干一件事就要干出个样子，不能让“市场”这顶“帽子”压弯了腰，认为政府什么事也干不好，只要交给市场，一切都解决了。事实证明这对中国是个误导。有人说，政府该干的事干好，不该干的就坚决不干，交给市场。问题是：政府该干什么？有人说，政府只管收税，管维持市场秩序，管公共事务建设。问题是：什么是公共事务？中国的公共事务是否跟外国的公共事务不同？在一些“市场迷”们看来，外国的政府做什么，中国政府就该做什么，人家不做的，中国政府也不要做。那么，中国政府该怎么做呢？
1、为了贯彻省钱、节约的原则，需要研究整个医疗体系的逻辑布局，单纯地进行“点”上改变是无用的。凡是涉及医疗的各个环节，都是布局要考虑的，它们需要改变的，一定要坚决改变。
2、三个环节对于省钱是至关重要的：药品企业，医院和药店。这里问题的核心是病人，病人需要的是及时准确的诊断，合理的医疗方式。医院首先要研究的是如何给病人分类，建立一套成本最小的诊断程序，程序越往后延伸，诊断费用越高。诊断链条的各个环节都要实行责任制，防止误诊，便于审核。误诊太多了。在用药上，由政府建立医药“动态、竞价购销”机构，即只拿竞价，（医院、药店）药品根据需要采购，不留或很少留库存，库存放在药品企业里。医生只开方子，建议一个最少的用量，后续的用药到药店去买。药店这一块，政府也不能放手不管，要建立基本的药品销售的网点，这些网点的进药是按政府竞价所确定的药品企业来进货的。药品实行小包装，恢复传统的用药勺数和纸包方式。对于手术用料，政府也按同样的办法来拿竞价，医院直接按竞价进货。这样，各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下，便于政府和社会监督。
3、“医生”起着关键作用，为适合这一医疗体系，医学教育和研究也要跟着变，目标都要对准这个体系。首先，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要放在战略地位上，减少生病才是第一要考虑的。公共卫生机构要有权威，要领导和部署全社会的卫生建设和疾病防御。在学校教育上，要增大这方面人才的培养，要让他们在社会第一线锻炼成才，不要光搞什么文凭教育。公共卫生的研究要大大加强。“医生”的概念要扩大。
4、其余的具体工作太多了，一时也讲不完。
总之，眼睛不能光盯在钱上，政府该投入多少钱，这是可以在人大提案上确定的，可以在全社会辩论的，只要大家觉得健康该投入钱，那就投入，那就多收税。问题的问题是：钱要花在明处，花的有效率！！！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⑨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夜空，是复那么的神秘。制我凝视着那轮弯弯的月亮，回想起了奶奶向我诉说的那些“童年的故事”：小时候啊，家里穷，成天过着那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住着的房子是泥瓦房，一到南风天和下雨天，屋子里渗满了水，一年里头吃不上几回肉，有时穷的连粥都没得喝——那日子，哀鸿遍野，饥寒交迫......
想起这故事来，我不禁泯然一笑。眼前的景象，和奶奶的故事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异！只见，成千上万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笔直平坦的交通公路照射得光彩耀人；再看，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上行满了一辆有一辆各式各样的平拍小汽车......低矮的平房消失了，泥泞的小路没有了，破烂的农用车鲜见了！还记得，有一个人说个这样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雄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是的，这个预言成真了，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超长智慧，使一个泱泱大国从沉睡中觉醒，向全人类庄严宣布：“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中国人！人民站起来了！”
我坚信，30年后的中国，一定更加富强！人民生活也将更加美好！
⑩ 论文：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
中国改革成败关键在共产党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标尺，以“三个有利于”为实践标尺，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来检讨小平逝世十年来具体改革举措的得失，明确未来改革的着力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力量不源自其高自标树或言辞魅惑，而源自其生动有力的实践和有说服力的实践成果。继续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激发广大人民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的热情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巨大的本质力量。
概括起来，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系于两个“关键”，一个是“关键在党”，一个是“关键在人”。这里所说的“关键在人”，应是特指共产党人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成熟的南方谈话，无疑是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15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以及正在展开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南方谈话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15年间，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全方位、立体式变化正沿着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继续向前发展。时隔15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依然能感受其质朴言辞的温度，触摸其深邃思想的质感。显然，今天的重温，不仅是表达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深切缅怀，以及对继承这份伟大遗产的再次强调。邓小平曾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这个经典表述，同样适用于邓小平本人。在先驱的泽被下，现时的人们应当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继续自觉担负起邓小平去世之后的历史使命。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强大生命力
南方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同样始终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
从学理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自成命题。但这个命题不能自证其正确性，而须经实践丰富其内涵，增强其说服力。而实践的展开，从来就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的条件。
如果抛开历史语境，从文本主义的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就很难理解南方谈话中很多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与论述。在今天看来，建特区、开股市、办证券、搞市场经济，仿佛是理应如此之事；“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则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而姓“社”姓“资”一类的争论，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但倘若置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南方谈话中对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非有巨大理论勇气者不能为，非有巨大政治勇气者更不能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同时具有实践性品格。而狭隘的文本主义者由于与生动具体的实践相悬隔，既不能开掘出思想文本的真实价值，也不能使思想文本所蕴涵的重要思想获得新的生命力。换言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生命力不仅需要过往的实践以支持，更需要崭新的实践以接续。否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很可能沦为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言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绝不是一个历史存在物或抽象存在物，而是一个具体生动的、感应时代要求的现时物。这一思想路线的检验标准，就是南方谈话中说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标尺，以“三个有利于”为实践标尺，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来检讨小平逝世十年来具体改革举措的得失，明确未来改革的着力点。社会事业领域里的一些改革，是否有过度市场化之弊？是否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行进到今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业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推进政府改革，是否已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标对象与现时课题？怎样推进政府改革，才有可能被实践证明是合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二、以生动有力的持续实践，不断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南方谈话是围绕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展开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如此精辟阐述者，迄今并无第二人。和谐社会理论以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无疑丰富深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同时也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是基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高度概括，也为现时乃至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四个大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前缀，而是一切社会实践展开的质的规定和价值指向。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这些认识与实践都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而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我们已经破除了不少形态不一的障碍，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和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我们也可以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然而，我们的人均GDP世界排名在第100多位，现实中还有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有待破除，甚至出现了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阻力的迹象，具体改革举措摇摆反复、进退失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远未完成。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之路还很漫长。邓小平设想在上世纪末突出提出和解决地区差距的问题，我们也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但实际效果与良好预期还有不小差距。在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权利享有等诸多方面，不仅有地区间差异，也有城乡间差距、行业间差距、群体间差距，个别差距甚至呈现继续拉大的态势。从先富到共富的社会主义之路，愈见其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力量不源自其高自标树或言辞魅惑，而源自其生动有力的实践和有说服力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坚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更以生动具体的实践成果使广大人民感到不是离社会主义越远而是越近，普遍建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继续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激发广大人民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的热情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巨大的本质力量。
三、成败得失系于两个“关键”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概括起来，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系于两个“关键”，一个是“关键在党”，一个是“关键在人”。这里所说的“关键在人”，应是特指共产党人。对于一个有着7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来说，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选人用人机制更好地贯彻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理念；如何把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有效地改善人民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继续好转的预期，无疑都是极端重要的现实课题。
近些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但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反腐要保持高压态势，反腐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一些方面，比如领导干部的作风特别是生活作风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颇为严重。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不是小事，更不是“小节”，而是“关键在党”与“关键在人”的重要内涵与有机构成，关乎领导干部究竟以什么样的形象发挥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关乎世道人心和社会风气。
南方谈话中也指陈了一种与领导干部作风相关的现象，“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我们在反对形式主义方面，有些做得比较好，有些成效不显著，更有甚者，形式主义的幽灵找到了新的载体，得以花样翻新，“形象工程”(这是工程的形式主义)、“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是政绩的形式主义)便是其著例。实践证明，形式主义是个大祸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建立在形式主义之上。有效解决邓小平15年前提出的形式主义问题，应当成为现时人们的紧迫使命；否则，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可能取得明显进步，甚至将成为瓦解两个“关键”正面效应的隐患。（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特约评论员 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