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校如何上体育课

㈠ 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发端于什么时候

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之中，但体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得以确立则是在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之后。近代的中国学校体育从最初的学习德国的兵式体操到后来的学习日本、美国的体育课程体系，其结果都不是非常的成功（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促进了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1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困境
1.1 缺乏学校体育发展原动力从总体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内陆型文化、农耕型文化、宗法型文化，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宗法等级伦理纲常贯穿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使社会生活各个部分都具有了人伦色彩和伦理意识。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使得整个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求稳求同显保守，重继承轻创新，重过去轻现在和未来，重义轻利等特征。这也就决定着近代学校体育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受到抵制的，是缺乏原动力的。学校体育对于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来讲是一个新鲜事物，况且它又是伴随着那个年代中国人所不齿的“夷人”的洋枪洋炮传人中国的，无论是从文化底蕴上还是从感情上，中国人都是难以从思想上接受的（尽管形式上也在进行“摸索性学习”）。

1.2 缺乏科学的教育理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更多的是经验型、思辨型理论。而近代学校体育所提倡的是一种理论型、实证型教学理论，两者必然会发生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进行“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试验，我们也可以引进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单级教学法、分组教学法以及当时国际教育界流行的任何教学方法，但是我们最后发现，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1.3 从“目的论”到“手段论”的困境西方的学校体育始终坚持“根据学生实际锻炼效果来判断对个体和社会具有的意义”（即“目的论”）。从142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创建的名为“教育之家”的学校进行包括体育在内的一系列的“自然教育”开始到夸美纽斯提出的“遵循自然”的教育原则一直到卢梭提出“体育（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就是顺应孩子的天性”，应当说西方的学校体育一直坚持着“自然主义的目的论”。至于到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古茨穆茨①和施皮斯②的发展，学校体育的目的论发展到了极致，“在客观上与大工业要求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趋势相适应”（请注意还是提高人的素质）。

1.4 缺乏主体③的参与热情中国文化有其强烈的归属性，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有些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来讲却是“致命的”。诸如重人文，轻自然的思想，即“子不语怪、力、乱、神”④；重道轻艺，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⑤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念形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是肇始过去与融合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是凝聚和积淀起来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意识。

㈡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什么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学校教育无体育的历史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学校没有体育的历史。

《奏定版学堂章程权》不仅规定了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践实施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他是仿效日本学制而制定出来的），而且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并要求从小区到高等学堂，时间为二或者三个小时。这是中国首次以法规形式确定了体育课在学校课堂中的地位，也是中国近代的起步。

㈢ 近代体育教学内容是怎样发展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绝大多数朝代都存在“重文轻武”的教育思想,偏重德育和智育,轻视甚至无视体育。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军事侵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种种屈辱的清政府和民众。逐渐认识到“强国”、“强兵”的重要性,我国学校体育也因此开始进入酝酿、萌芽阶段。
鸦片战争之前,虽有极少数教会学校已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但影响较小并未能引起国人重视。李林认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历史起点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与“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的体育也逐渐被引进学校(主要是军事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陆续创办学堂。据统计,同治、光绪年间(1862—1895年),先后有23所洋务学堂开办。当时的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课教材以兵式体操为主,普通体操和田径为辅,还包括击剑、刺棍、拳击、哑铃、算术竞走、三足竞走、跳远、跳高、足球、游泳、木马、单杠及双杠等,属综合性教材。教会学校中虽然开设体育课的比较少,但是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却相当普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就设有体操(体育)课程。还有就是通过1881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章程》的课程汇表,我们知道该校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打球、体操和身体学。很多教会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如“美以美会”在江苏镇江开办的女子学校、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烟台开办的汇文书院等。
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全国的书院改为学堂,并进行全国范围的课程改革,形成了我国近代普通学校的雏形。在当时兴办的新式普通学堂中,也大都把体育课列为学校课程之一,如上海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三个学年均设有体操课程,其体操教学内容是:第一学年柔软体操、第二学年柔软操、第三学年兵式体操。又如上海三等公学、上海澄衷学堂、上海育才书塾、广州教忠学堂、广州时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均设有体操课。
在向西方列强学习和教会学校的启发下,洋务派创办学堂,将西方体育教学内容移植到我国学校教学中,打破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学校中没有体育课程的模式,其体育课程发展和教学内容已经呈现出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状态。至此,可以说我国近代体育课程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体育课程作为学校分科课程的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确立,其主要教学内容是德国、日本的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及一些运动性游戏,这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形成发展阶段(1904—1949年)
1902年,清政府曾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规定我国各级学堂必须设置体操课程,但却未能实行。直到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并开始贯彻实施《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我国各级学堂均设体操课程,并规定了体操课程的目标、课时、学科程度、教法要求。从高等小学校第一年至中学堂第五年都把兵式体操作为主要内容,但由于当时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只能由退役军人担当体育教师,导致多数情况以兵操代替体操,体操课只进行队列、队形练习,最终使得体操课变成了队列队形练习。
民国成立伊始,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法令总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其教学内容仍然以兵式体操为主,但其课程内容安排的科学性也有很大提高,如随着学级’的增高,体操课程内容呈现:适宜之游戏一渐加普通体操一时令游戏一加兵式体操(男)-户外运动或游泳(课内或课外)。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我国传统武术以合法的方式进入了学校体育课程,成为体育课教学内容之一。
1922年9月,北洋军阀的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并于11月1日公布了“壬戌学制”。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学校体育教育从过去的模仿日本,转为仿效美国,充分体现了这套学制的实用主义思想。把体育课程的名称由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以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为主要教学内容,并废除了中小学的兵操。初中把生理卫生纳入体育科,高中体育增加了卫生法、健身法和其他运动三方面内容,这样体育学习和生理卫生知识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使体育教育走向科学化。此时,体育师资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上场地、设施等原因,致使“壬戌学制”中所提出的改革内容无法实践,于是在小学首先出现了“放羊式教学”。
1929年,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又颁发了《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小学体育》《初级中学体育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普通科体育暂行课程标准》三个体育课程标准,第一次把以往的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的体育课程明确规定把体育课程分为课内和课外两类,且详细规定了教学时间分课内和课外。如小学中低年级每周课内时间为150分钟,高年级每周课内时间为180分钟,每天课外活动时间为2—3小时以上。课内教学内容有游戏、体操、球类、田径以及器械运动等;课外内容包括课外运动、日常姿势比赛、定期运动会等。后来体育教学内容又把田径运动、远足和登山提前安排在小学中年级开始。

㈣ 近代西方体育如何传到中国

一、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途径
（一）聘请外国人来华传授
“洋务运动”中聘请英国、德国、日本等教授兵操，清朝末期“新政”后教育改革中聘请外国体育教师来华教学。
（二）外国人在华从事体育活动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商人、军人等驻留中国期间开展体育活动，感染和影响附近中国人，尤其是租界体育推动了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与实践。
（三）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与传播
1872年以后，中国多批留学生赴美国、日本等国学习，在国外参与体育实践或者学习体育专业，回国后推动了西方体育的传播。

（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
1840年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始建立教会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这些学校的运动成绩突出。1876年以后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中国建立，创办体育刊物，举办体育讲习班，建造运动场，组织运动竞赛是他们的主要活动。
（五）从国外书刊中学习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组织翻译了一些国外书刊，其中有部分体育内容。

二、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状况
（一）中国人对西方体育的态度
1、西学源出中国说
如有人提出墨子的“飞鸢”就是飞机的起源。
2、中体西用说
中国传统“经世致用”观念的产物，张之洞提出。
3、国粹体育论
在清朝末年出现，具有很积极的意义。后来被复古主义利用。
（二）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状况
1、沿海比内地早，城市比农村早。
2、体操最早，田径其次，游泳和球类稍晚。

三、洋务运动与西方体育传入
19世纪60-90年代兴起的以“福国强兵”为目的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是代表人物。

（一）洋务派军队的西式编制与兵操的施行
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聘请洋操教官，1976年选拔年少力壮的中下级军官等7人去德国学习并才。
早期以练习英国兵操为主，后来多采用德国体操，也有单杠等器械体操。

（二）洋务派教育与西方体育的传播
为引进西方科技成果，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出国。洋务派创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 1886年的广东陆师学堂。各学堂一般设体操课，并且聘请外国教师。
（三）对洋务派引进西方体育的评价
1、开创了我国最早有组织地接受西方体育的实践。
2、主要从军事需要角度引进西方体育，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四、戊戌变法与西方体育的进一步引进
戊戌维新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1898年兴起的试图通过资产阶级革新挽救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变法运动。
（一）康有为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乌托邦式的著作——《大同书》全面反映了康有为的教育和体育四，强调通过体操健身，注重儿童与青少年体育，认为儿童阶段应以体育为第一位。主张把习礼、音乐和体育结合起来。 1894年广州开办了万木草堂，特设学生干部——干城学长主观督率体操，要求学生隔日练习体操，假期游历。
（二）梁启超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提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
著有《中国之武士道》，极力提倡尚武精神，反对缠足和早婚。
1897年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所设课程有体操。

（三）谭嗣同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主动论者，认为“西人以喜动而霸五大洲”，“主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和别人组织延年会，每天六点半起来练习体操。与大刀王五是好友，著有《剑经衍葛》，论述了剑法。
（四）严复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著有《救亡决论》、《原强》等，鼓吹“强国强种”，曾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㈤ 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㈥ 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

中、来初级教育大力推源行素质教育

问题是，素质教育需要学校从教师到管理人员付出更多的责任心，而身为事业单位铁饭碗的中国教师和校长们毫无疑问做不到。
所以，人家欧洲国家的素质教育，是通过合作，将低水平的拉高以提高总体素质；
而中国的素质教育，是通过大锅饭，将高水平的拉低以降低素质差距。

㈦ 中国是怎样由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㈧ 大学的体育课程一般有哪些

大学体育专业主要课程：教育学、心理学、人体科学、学校体育学、体育锻炼、训练与竞赛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受到体育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基本能力。

体育专业教育是培养各类体育专门人才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教育。这种教育是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近代学校的出现而兴起的。

早期体育专业教育机构（如1804年成立的丹麦体操师范学院、1814年成立的瑞典“皇家中央体操学院”、1848年成立的德国“中央体操教师养成所”等）几乎都是培养体育教师的，可以视为当时的“体育教育”专业。

在欧洲，工业革命后，教育中强调“三育并重”，体育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体育师资有着较为广泛而稳定的社会需求。这种体育专业单一的状况，大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8)近代中国学校如何上体育课扩展阅读

普遍认为：体育（或称为体育运动），是通过有规则的身体运动改造人的“自身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人的有规则的身体运动，其基本任务是对人自身的改造，其作用对象是参与者的“自身自然”。

体育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体育即身体教育，是通过身体活动，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技术，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广义的体育即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广义的，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也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

㈨ 近代体育项目传入中国的途径有哪些

一）聘请外复国人来华传授制
“洋务运动”中聘请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军官教授兵操，清朝末期“新政”后教育改革中聘请外国体育教师来华教学。
（二）外国人在华从事体育活动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商人、军人等驻留中国期间开展体育活动，感染和影响附近中国人，尤其是租界体育推动了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与实践。
（三）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与传播
1872年以后，中国多批留学生赴美国、日本等国学习，在国外参与体育实践或者学习体育专业，回国后推动了西方体育的传播。

（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
1840年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始建立教会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这些学校的运动成绩突出。1876年以后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中国建立，创办体育刊物，举办体育讲习班，建造运动场，组织运动竞赛是他们的主要活动。
（五）从国外书刊中学习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组织翻译了一些国外书刊，其中有部分体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