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权保障 坚持严格司法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理念先行”。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意见》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坚持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谓严格司法就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要想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易言之，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路径。而实际上，严格司法与以审判为中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2、夯实基础：打好庭前基础 抓好庭审关键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程序，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就庭前会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庭前会议与庭审相割裂、庭前会议效力不明的现象。针对于此，《意见》强调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因为如果庭前会议不能与庭审程序相衔接，并对此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法律约束力，那庭前会议就不仅不能为庭审节省资源，还会徒增时间、精力上的耗费。《意见》还明确了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的效力，如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有助于严肃、规范庭前会议的开展。、
3、证据裁判：贯彻法治原则 防止冤假错案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庭审中审查认定证据应审查证据的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进入诉讼的大门。二是要审查证明效力，即审查证据是否具有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我国在证据审查中却一直存在忽视审查证明能力的问题，这就造成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却大行其道，成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据，等于变相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4、简繁分流：程序宽严相济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诚如波斯纳法官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得不考虑成本”，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
❷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公正裁判中发挥怎样作用
十八大四中全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审判是诉讼的中心环节和最后一道防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凸显了审判的中心地位，抓住了保证司法公正的“牛鼻子”。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层和基层法院法官应牢固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充分认识其在强化司法公正、完善人权保障、提升司法公信力方面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其内涵，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切实做到公正司法。
突出庭审中心地位。以审判为中心，关键在于以庭审为中心。应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只有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将诉讼各方的注意力聚集到审判法庭上来，才能为各项刑事司法理念的贯彻落实提供比较合适的载体和比较坚实的基础，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控辩平等、程序正义等理念和原则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中。法院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都要围绕庭审进行，案件事实查明认定在法庭，诉讼证据展示质证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特别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权，真正使诉讼各方在庭上举证、在庭上说理，力戒庭审形式化、“虚化”，避免诉讼程序“空转”。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决定》强调“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证据裁判规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它要求法官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有证据能力，能使案件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认证。如此，才能使法院所确定的法律事实符合客观事实，所作出的裁决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对证据的认识必须以法庭为时空条件，以证据调查为认知方式，依托证据链准确构建法庭事实。《决定》强调“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证据裁判规则要求控辩平等，采取直接言词原则。在诉讼中，控辩平等，不仅是地位平等、手段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参与者应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提出据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和论据，并拥有进行这些活动所必需的便利和保障措施，从而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
确立科学合理的诉讼架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使各办案部门重视庭审的决定性作用，严格证据标准，落实规则要求，确保案件质量，从而有效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是以法院为中心，而是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办案活动都要围绕法庭审判进行。侦查机关以经得起法律检验、符合法庭审判为标准，依法规范地收集、固定、保存证据。公诉机关有效发挥对侦查的引导和监督功能，从应对法庭质疑和辩护人挑战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人员收集、补充证据，注重证据链条的完整性。法院要切实提高驾驭庭审的能力，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环节的制约和引导作用，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提高刑事诉讼整体水平。
（作者为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❸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 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 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 《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此，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
❹ 刑事诉讼如何以审判为中心
1、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做到一切用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意在突出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的中心地位，使得侦查、起诉阶段必须向审判阶段看齐，适用统一的法定证明标准。要严格执行法定的证据采纳标准，把好证据审查判断关，证据只有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严格执行法定的证明标准，依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2、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听到当庭对质的声音。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在庭审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辩护权，各种证据、主张、观点、意见都应得到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反驳，在此基础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才是最科学和公正的。加强法庭辩论的力度，可以倒逼侦查与起诉质量的提高，也可以避免法官偏听偏信，武断地作出案件结论。庭审的实质与关键在于实现控辩有效对抗和当庭质证，让双方“发声”，正义的裁决才能真正发生。
3、以审判为中心，需要改革机制以保障运行。推进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庭审实质化，就是把“正在开庭”作为裁决的绝对中心舞台。要求相应的侦查、鉴定、举证等环节都应该在庭审当中体现并且经受法律的检验，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来支撑。要想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确保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确保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就要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规范法庭审理程序，落实公正审判的内在要求，用最恰当的机制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实现。
❺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什么意思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落实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专法判决，对任何属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基本原则的重要举措。按照法律规定，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审判阶段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要求是一致的。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❻ 如何理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通过强化法庭审判环节，充分保障辩护权内利和质证权利，容加强控辩双方对抗，从而树立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核心价值表现在：
一是有利于贯彻刑事诉讼原则。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是要改变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而是要切实发挥审判程序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纠正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之偏，纠正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格局之偏，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二是有利于统一司法审判标准。通过确立在诉讼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明确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达到法定标准，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个部门说了算，而是最终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加以检验和确认。
三是有利于强化政法机关整体工作理念。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有助于政法机关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权利本位、公权法定、权责统一、监督制约、法律至上、公平正义等理念，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❼ 如何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诉讼制度在司法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诉讼制度选择以哪个环节为主导，将直接决定该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权力配置、诉讼构造、权利义务关系等，进而影响整个司法制度的底色。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初衷和根本目的，是防范冤假错案、落实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在当前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这一诉讼制度改革的新要求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
以审判为中心 符合诉讼规律尊重法院定罪权
世界各国的基本诉讼模式，不外乎对抗制诉讼模式和纠问制诉讼模式，以及在两者基础上的融合。然而不管是对抗制还是纠问制，实际上都将审判环节置于诉讼的最重要地位，因此它们都是审判中心主义的体现。
较之侦查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更符合诉讼规律。
原因在于：其一，诉讼的目的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既然定罪权专属于法院，那么以审判为中心就是对法院定罪权的尊重。
其二，相比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法院在诉讼中处于中立地位，因此强化审判环节的地位，并由法院来决定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更符合人权保障的程序性机制。
以法院为主导 减少冤假错案充分行使辩护权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诉讼结构的合理构建。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合理的诉讼结构应当是三角形的，控告与辩护针锋相对，审判权居中裁判。
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往往以侦查-起诉-审判的线性结构来理解诉讼，起诉和审判似乎只是侦查环节的自然延续，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心和支点似乎不在审判而在侦查。这既弱化了辩护与控告的相互制约机制，因为辩护权在审判环节行使得最充分，审判的弱化带来的必然是辩护的弱化，同时也弱化了审判对侦查和起诉的制约力。
审判环节形同虚设和流于形式，法院过度配合乃至屈从于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许多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审判不是对侦查结果的背书而是对侦查结果的检验。
审判环节越得到强化，那么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行使得就越充分。对抗性的诉讼过程对冤假错案具有纠错机制，强化法院在定罪量刑中的主导地位，可以大大降低错案的发生。
以庭审为核心明晰案件事实保障嫌疑人权益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强化庭审的地位。庭审不是审判的全部，以审判为中心也不等于以庭审为中心。但是审判如果脱离了庭审，那必然会使它在发现案件事实和保障人权的价值上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可以说庭审是审判的核心。
庭审更符合审判中心主义的本意，而案卷审很容易滑入到侦查中心主义，因为在案卷审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行使，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定更多地取决于对案卷材料的形式合法性的认定上。案卷审还会在实际上弱化许多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辩论原则、公开审理原则等都是以庭审为基础建立的，而这些制度对查明案件事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加强法庭辩论的力度，可以倒逼侦查与起诉质量的提高，也可以避免法官偏听偏信，武断地作出案件结论。正因为如此，《决定》强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以制度做支撑考验业务能力公检法亟待升级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撑。《决定》提出“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可以说脱离了具体的微观制度，以审判为中心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此为契机，公检法三机关的业务能力也将面临一次升级换代。
❽ 如何理解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这段论述来看，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庭审作为整个诉讼的中心环节，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都是开启审判程序的准备阶段，侦查、起诉活动都是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依据证据裁判规则作出裁判。简而言之，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求庭审实质化，提高审判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下观点需要明确:
首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庭审质量，最大限度地避免冤错案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在一些冤错案件陆续披露、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诉讼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各界避免冤错案件吁求的一种宏观上的制度回应。它不涉及部门利益，不涉及各专门机关的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等问题，其根本目的是要使各办案部门重视庭审的决定性作用，严格证据标准，落实规则要求，确保案件质量，从而有效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给检察机关转换工作模式、提高办案质量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检察机关应当顺应时势积极探索，从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角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理论和制度上的积极回应。
其次，“以审判为中心”并不否定审前程序的重要性。把握“中心”的内涵还要注意时空和标准的一致性。以审判为“中心”是指在一起案件横向经历的各诉讼阶段中应当以审判阶段为核心，但其并不否定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刑事审判程序之前，刑事诉讼必然要历经复杂的侦查和检控程序，其中一部分案件流入审判程序，一部分案件在审前以其他方式分流，不再进入审判程序。比较法研究表明，在实行“审判中心主义”的英美等国，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通过辩诉交易等方式高效处理，没有进入正式的庭审程序，如果以处理案件的数量为标准作为衡量某种程序或阶段是否为“中心”的标准，那么英美等国实际上是以审前为“中心”的。在我国，以不起诉案为代表的审前分流也极大地减轻了庭审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同时可保证进入庭审的案件得到更为公正的处理。所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件都要以审判方式解决，审前的妥善分流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重要补充。同时，由于刑事审前程序中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及搜查、讯问等取证活动都与庭审密切相关，“以审判为中心”也为审前程序中的诉讼活动指明了标准和要求，在此意义上，审前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基础，审判是对审前活动的最终验收。
第三，“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诉讼监督并不矛盾。“以审判为中心”并没有改变宪法和诉讼法确定的职权配置格局，没有否定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行使诉讼监督权的权力基础，不仅没有否定，《决定》中还明确提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强调的是审判阶段对案件处理的关键作用，但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仍然要接受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二者并无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