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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體育運動

發布時間:2021-02-13 12:02:18

『壹』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歷任會長

王正廷
郝更生
周至柔(1956年6月-)
鄧傳楷(1957年-)
楊森(1961年2月-1973年6月)
黎玉版璽(1973年6月-1981年12月)
鄭為元權(1981年12月-1987年9月)
張豐緒(1987年9月-1989年12月) 張豐緒(1989年12月-1993年12月)
郭宗清(1993年12月-1997年12月)
張萬利(1997年12月-2001年11月)(自1999年5月起.因故長期請假)
李武男(1999年5月-2001年7月)副會長代理會長
張朝國(2001年7月-2001年11月)副會長代理會長
蔡辰威(2001年11月-至今)

『貳』 民國時期體育運動當時的報刊是實時報道的嗎

我認為民國時期體育運動當時的報刊44的報道,像比方說像大公報等情況報道的都是當時的體育情況。

『叄』 國民時期的體育活動和現代社會的有什麼不同

隨著使時光的流逝,我國一步一步的步入了現代社會。現代社會的高速度,高步伐的經濟發展方式使眾多現代人都感到難以適應,造成了身體上開始出現一系列的問題。所以現在的人們越來越注重養生這個問題。其實不只是在現代,在古代甚至國民時期的人們都是十分熱愛運動來鍛煉身體的。

而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注重身體健康。所以各種各樣的體育用品體育活動也隨之而生。就像每年都會舉辦的運動會,在國際上舉辦的冬奧會,奧林匹克運動會等等。都是旨在督促人們鍛煉身體。並且在我國的各個省市之中也會舉辦市級省級的運動會。現代設社會的體育運動往往是規律的,並且有專業性的,也有業余的。不下像國民時期,只有人民群眾自己在鍛煉,國家並沒有從規模上來組織人民進行體育活動。

『肆』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簡介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Republic of China Sports Federation(R.O.C.S.F)),簡稱體總會或中華體總會。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的領導單位,負責國內運動推廣與區域性運動會等賽事。以推展全民體育、發揚業余運動精神、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加強國際體育聯系與活動為宗旨。
體總會原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簡稱「全國體協會」,於1924年8月24日成立,是中華民國全國性體育運動的領導組織。1931年被國際奧委會承認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於1973年改組,改稱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分立出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並由個人會員制改為團體會員制。於1989年12月23日改為今名。

『伍』 民國五個不同時期的列強侵華 和政治或運動都有哪些 請從五個不同時期來列出

1912年-1949年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其間,一般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年-1928年北洋政府(北京政府)時期,二是1928年-1949年國民政府(南京政府)時期,其中北洋政府時期又可分為1912年-1916年袁世凱統治時期、1916年-1920年皖系軍閥統治時期、1920年-1924年直系軍閥統治時期、1924年-1928年奉系軍閥統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又可分為1927年-1937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37年-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1945年-1949年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據我所知是沒有五分法的。
從1912年到1949年,列強以武力侵略中國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列寧派兵侵入外蒙古,驅除駐守在外蒙古的北洋軍,最終導致外蒙古獨立,第二次是1931年-1945年日本侵華,第三次是1945年蘇聯以消滅關東軍的名義入侵東北(雅爾塔協定是英、美、蘇三國在未經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以犧牲中國利益爭取蘇聯對日作戰。)
從1912年到1949年,政治運動主要有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護國運動、1917年護法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第二次護法運動、1925年五卅運動、1927年中共軍事起義、1928年東北易幟、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1935年華北事變、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西安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1937年八一三事變、1940年黃橋事件、1940年皖南事變、1945年重慶和談、1949年北平和談。

『陸』 誰給我民國時期的體育資料,要全啊,謝謝

民國時期的體育節

1942年,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南京國民政府設置了全國性的體育節。

體育活動,對於增強人的體質,提高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體育活動的開展堪稱久遠。到了近代,特別是進入民國以後至抗日戰爭爆發前,隨著經濟的緩慢發展和西方體育活動方式和理論的逐步傳入,中國的體育活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各級學校中較普遍地開設了體育課,培養了一批師資和專門人才,民間曾建立了一批社團,組織過一些體育活動等,一度呈現出一派興旺景象。然而,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當時皆對此不予重視,絕少扶持,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曾頒布《國民體育法》,但實屬具文,從未認真實行,從而造成中國體育事業大大落後於世界水平的狀況,如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辦的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在所參加的項目中全部失利,僅靠武術表演挽回了一點面子。

抗日戰爭開始後,南京國民政府很快嘗到了體育落後的苦果。當時急需擴充軍隊,但由於以往不重視體育,廣大民眾更因生計艱難而無從鍛煉身體,從而極大地妨礙了國民體質的提高,使得南京國民政府難以徵募到合格的兵員———應征的「壯丁」不壯,多為「瘦丁」。據軍政部1937年的一份報告稱,該年數次降低入伍的身體標准,但不及格者仍佔五分之三以上;隨後考選空軍時,體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從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動。在一屆國民參政會上,不少代表呼籲開展國民體育活動,以增強人民體質,國民政府亦不得不採取臨時抱佛腳的方法,急抓體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慶召開了全國國民體育會議第二次大會,蔣介石在會上強調:「今後抗戰建國的教育,就是要注重體育,重秩序,守紀律。」會議提出並通過了修正1929年頒布的《國民體育法》的議案,經過努力,1941年9月9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修訂後的《國民體育法》,其中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均有受體育訓練的義務,由此以改造國民的體魄,增進民族健康,還規定教育部為主管全國國民體育的行政機關。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稱:「為利用重九習俗(指民間重陽節登高的風俗)推行國家大法(即《國民體育法》),並為實施國民體育,紀念國父首次起義(即孫中山擬於1895年10月26日重陽節發動的廣州起義)起見,特規定九月九日為體育節,並擬定《體育節舉行要點》。」此議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頒布全國執行。這是我國第一個由政府規定的體育節。

1942年第一屆體育節的慶祝活動十分熱烈、隆重。

從8月開始,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即對慶祝活動進行周密安排,至八月底統計,國民黨統治區內決定舉辦大規模慶祝活動的有重慶、昆明、成都、桂林、西安、漢中等11座重要城市和福建省連城等16個縣,舉行一般活動者也不在少數,其中重慶的慶祝活動最突出。9月9日下午2時半,首屆九九體育紀念大會暨首屆重慶市運動大會在夫子池新生活運動模範區廣場開幕。隨後重慶舉行的體育活動有:新生活運動模範區健身班的技巧運動表演,中華國術學會武術表演,英國駐華使館對中國信託局、荷蘭駐華使館對中央銀行的網球比賽,美國空軍的壘球比賽,川東師范學生足球賽,滑翔機跳傘,兒童游泳表演,團體健身操表演,女子籃球賽,爬山,渡江,踢毽子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因地制宜開展了一些特色活動,如江西的自行車比賽,西康的射擊比賽等,均受到民眾歡迎。

1943年第二屆體育節,各地仍然十分重視,如重慶,9月9日當天,除照例召開慶祝大會,舉行體育表演等傳統慶祝活動外,還別出心裁地舉行了一次「民族健康遊行」,體育表演隊、女護士隊、清潔夫隊、馬隊、貼標語隊,並有馬車十輛,均布滿衛生教育標語,每輛車內有兒童二人,表示注重兒童衛生之意。

但1944—1945年的第三屆至第四屆體育節,則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進行的。

1944年已處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但國民黨由於消極抗日,保存實力,坐等勝利而更加腐朽,整個戰局每況愈下,在豫湘桂戰役中喪師失地,一敗塗地,引起國統區人心恐慌,民眾對當年的體育節根本不可能有多少興趣。1945年9月9日體育節,恰逢當日在南京舉行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舉國狂歡,萬民同慶抗日戰爭的勝利,體育節當然也無暇過問了。

1946年的體育節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個體育節,各地皆隆重慶祝,特別是在當年淪陷、而今已光復的地區,舉行體育節尚屬首次,因而體育活動更為熱烈。南京的慶祝活動在9月7日即開始,7日與8日活動有游泳比賽,9日舉行爬山比賽、網球表演賽、籃球賽與武術表演。又如上海,據《申報》報道,當天上午9時市體育館舉辦了「體育與衛生」的演講會,下午舉行乒乓球、籃球表演賽。虹口游泳池下午舉行游泳賽。體育節前後,全市還舉行了警察杯籃球賽。

然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違背歷史潮流,堅持其一黨專政的獨裁反動統治,發動了新的內戰,全國人民很快陷入苦悶之中,國民經濟迅速惡化,人民生活朝不慮夕,體育活動因經費支絀而陷入了窘境,體育節慶祝活動遂呈江河日下之勢,一屆不如一屆。

1948年9月,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決戰即將開始,國民黨統治搖搖欲墜,為粉飾太平,安撫人心,國民黨當局仍然舉辦體育節慶祝活動。但除南京等處外,各地多採取敷衍態度,舉辦一些小規模活動即算完成任務。

綜上所述可知,南京國民政府所設置的體育節及其活動在抗日戰爭時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對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抗戰勝利後,隨著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走向崩潰,體育節也相應地走向了衰微。這就從反面證明,沒有進步的政治、社會的保障,就不會有文化藝術的真正繁榮昌盛。

http://www.tyj.gd.gov.cn/sheng/docc/qunzongtiyu/index4.htm
清末民國時期的高校體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660457.htm
西方競技體育對當時中國的影響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bjtydxxb/bjty2004/0407/040727.htm
論民國時期(1927-1949年)我國體育課程的演變過程、特點及其歷史價值(在多刷新幾次才能鏈接上)

『柒』 民國時期怎樣開展衛生運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輿論對於我國衛生事業現狀的共同看法是:我國民眾衛生智識幼稚,衛生習慣缺乏,欲使衛生建設順利推展並獲致實效,必須施行民眾衛生教育。有衛生學家認為,如果國民無個人衛生常識,則一舉一動都有違衛生原則,自取病亡,衛生當局也無法一一照護;國民若無公共衛生常識,則不解衛生行政的用意,在個人自由略被梗阻時,勢必起而破壞和阻撓。此話點出了民眾衛生教育對於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的雙重意義。近年已有若干篇什論及民國時期的民眾衛生教育問題,不過對衛生運動這一教育形式卻未加註意或語焉不詳。衛生運動是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在規定時間舉辦的運動,並非某城市或某區域的個別現象,本文擬以天津為例折射出其時衛生運動的狀貌,在作較細致描繪的同時也試圖探究衛生運動的時代意義,期能為當下的公共衛生宣傳活動提供一定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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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政府時期,包括天津在內的一些城市已注意通過用白話寫就的告示向民眾傳遞衛生常識,但在當時教育不普及、文盲居多的情況下,此種宣傳難免有較大局限性。相對而言,國民政府時期以社會動員的方式開展的衛生運動,在宣傳的廣度和力度上都有明顯拓展,也比較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
1928年南京政府通過了《污物掃除條例》,規定各市於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舉行一次大掃除,同時《衛生運動大會施行大綱》也定這兩日為各城市舉辦衛生運動大會之期。後者明令衛生運動應為期兩日,第一日以陳列衛生標本和書畫、邀請衛生專家演講為主,目的在於引起民眾對衛生運動的興趣,宣傳公共衛生智識。第二日為遊行與大掃除。這兩個衛生法規看來有疊合之處。它們對衛生運動的時間、基本內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明確要求,成為各地政府開展衛生運動的依據。
在具體操作中,雖然衛生部規定衛生運動為時兩日,但實際如上海、武漢、廣州等城市往往將衛生運動的時間延長。天津市衛生局也因為「感覺一兩日之運動,收效甚微」,故而往往將衛生運動的時間拉長為1—2周,甚至長達1個月,且通常把5月和12月的運動分別稱為春季衛生運動和冬季衛生運動。
在組織方式上,為了擴大衛生運動的影響,天津市衛生當局通常會尋求其他政府部門和社會力量的協作。例如1929年的春季衛生運動舉辦之前,衛生局召開了有警備部、市執委宣傳部和市屬各局代表參加的籌備會,並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籌備會會員分認各種事務,如總務科分設文書、會計、庶務、交際、糾察5股,宣傳科下分出版、講演、展覽、游藝、布置5股,結果有財政局的代表自認擔任會計,港務局代表承攬糾察事宜,衛生局人員負責庶務,社會局組織展覽,教育局協助開展滅蠅運動等等。此後的衛生運動也都邀集其他機關團體共同舉辦。各局所之間橫向合作的組織思路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誠如當時的天津市衛生局局長全紹清所言,衛生運動「關系市民健康甚大,衛生局雖負有專責,但終須社會各方面共同籌劃進行,庶能得力迅速,收效宏大」。各種資源和力量的整合成為衛生運動得以開展的重要前提。
至於衛生運動的內容與方式,雖然歷次舉辦時間各有長短,但基本不離演講、放映衛生影片、大掃除、衛生展覽會和滅蠅運動等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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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生教育的倡導者看來,「在衛生宣傳的方法中,以口頭的宣傳為最易實行,而又以演講為最」。衛生電影則能「將其實際情況靈活地表露於觀眾眼簾之前」,具有「容易指示民眾」、「吸引民眾」和「感化民眾」的優點。在天津的衛生運動中,衛生講演即為最常使用的宣傳手段。如1929年春季衛生運動大會的前一周以講演為重心,在市區各宣講所和青年會共舉辦了三十幾場講演,內容針對婦孺、青年學生、工人和普通市民,涉及重要時令病之預防、傳染病之由來、塵土與衛生之關系、公共衛生、近視眼與學生之關系、家庭衛生、工業衛生、結核病之傳染及其預防法、天津民眾盲目之原因等,講演者多為天津市名醫。有時為了配合清潔周運動,講演會也會舉辦一周,向聽眾講解「家庭衛生」、「眼的衛生」、「牙齒衛生」等切近日常生活的衛生知識。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衛生講演的舉辦並不限於衛生運動期間,為了普及衛生常識,市政府也在平時派人員赴各戲園、茶園和電影院進行衛生講演。
因為擔心一般市民對於衛生講演不太感興趣,衛生電影也被用作引發人們興趣,借機傳播衛生常識的工具。影片有時借自上海中華衛生教育會,也有由本地學術團體拍攝的。如某次運動大會上播映了由天津華洋防盲會攝制的電影「北平盲人之生活」,內容包括眼病的起因和盲人的痛苦等,以真實的形象警醒民眾注意用眼衛生。至於傳單這種尋常的宣傳手段,衛生部門自然也沒有棄置不用,而是經常印製一定數量散發給民眾。傳單的內容也切合著時令,如冬天就相應地介紹關於流行性感冒、冬季衛生與衣服、凍死凍傷方面的知識,還提醒民眾留神煤氣中毒。
如果說衛生講演和衛生電影等使人們通過耳聞和目睹的途徑接觸到衛生和疾病知識,衛生展覽會則以另一種形式引導人們認識疾病及其預防方法等等。
天津最早的衛生展覽會舉辦於1906年。是年,張伯苓、蔡樂爾、陳芝琴、全紹清、章元善等社會知名人士鑒於津埠「雖歷年疊經官府諄諄勸告,而城鄉一帶其道路溝渠污穢如故,不知力求清潔,作思患預防之計」,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有賴於熱心人的極力提倡和銳意講求,於是帶頭發起衛生展覽演講大會,希望藉此可使人們「咸知衛生一道為人生之必要,從此互相講求,謀公共衛生幸福」。此次展覽會在天津的安徽會館舉行,為期三日,共展出主要由美國醫學博士畢德輝提供的模型和圖畫等共150餘種,此外也有關於各國人口死亡率的演講。與後來由政府主辦的衛生展覽會相較,此次展會時間短暫,規模不大,僅有中外商學界數百人參加,不過社會精英對公共衛生的倡導和關注仍值得稱道。展覽會布告把衛生的價值標舉為:「種族之強,國家之盛,良由是也」,由此我們也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社會精英如何回應強種救國這一時代課題。
1929年,天津市政府在春季衛生運動期間舉辦了第一個官方的衛生展覽會。舉辦衛展的動機,用其時津市市長的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故又搜集各種模型標本,使大家觀覽,俾得真切之認識」。此次展覽會的展品有四千種,根據性質分別歸屬病理部、生理部和飲食物品部,陳列於青年會供市民自由參觀,以使觀眾瞭然於「衛生之道及防病之法」。其中病理部包括急慢性傳染病、花柳病、寄生蟲類、中毒類以及其他類別的各種標本,如天花患者的人面標本,痢疾、霍亂症的人腸標本,酒精中毒者的腸胃、肝心等病症模型,梅毒患者的各部標本等;生理部有用葯水泡製的各月胎兒和人體的各種肉瘤;飲食物品部展出各種食品所含的毒菌。展出物的種類堪稱繁多。據報道,展會的第一日有觀眾八百多人,第二日為兩千多人,第三四日則已增至三千多人。參觀人數的增長反映出展覽會似乎確實有一定的吸引力。不僅如此,參觀者還不時向招待員「絮絮詢問」,陳列室內懸掛的兩百餘種食品成分表尤能吸引小學生的注意力,有小學生將它們一一抄錄在日記本內留作編輯校刊的材料,以供同學參考。
市政府也和國外合作舉辦展覽會。1936年由中日醫葯同學會發起、天津市政府主辦的衛生展覽會,應該是民國時期天津市規模最大的展會。展品五千餘件多來自日本的公私醫葯衛生機關和學校,天津衛生局也提供了少量照片、圖表和統計等。展覽品按科學研究的畛域分為5大部陳設,每一部又分為若干小部。展覽會會場門口聳立著一個彩色牌坊,參觀者由此入內後先有招待員贈送「天津市衛生展覽會出陳目錄並說明書」一份,隨後即可依循治療衛生部—預防衛生部—保健部—新葯部—成葯部的路線觀覽。治療衛生部的展出品按耳鼻科、眼科、外科、泌尿器科、皮膚科、職眾科、北方病、戰傷病、獸疫、產婦人科等陳列,預防衛生部展示赤痢、猩紅熱、消化器傳染病等主要病症及其預防方法,保健部主要擺放書籍,新葯部和成葯部均為葯品。全部展品計有照片、標本、圖畫、模型、器械、書籍、葯品等數種。
除了展出上述物品之外,此次衛生展覽會還在兩家電影院分晝夜兩場免費播放衛生電影,每家上映兩日。不僅如此,天津市的幾家廣播電台也負責播送一些通俗的衛生講演,每日兩次,每次約半小時。展覽期間,會場附近還設立衛生商談所和健康診斷處為參觀者提供免費的診療和其他服務,並為兒童檢查身體。後項活動後又進一步擴大為兒童健康比賽,由醫生為參賽兒童免費檢驗身體,將被檢者的各種記錄匯合後交由專家評出體格優良者。另外展會也編寫了介紹日常生活中應注意的衛生事項的小冊子,分發給參觀者。
為了「普遍宣傳」起見,中日醫葯同學會事前曾招待新聞界廣造輿論,而且在開幕之日也大造聲勢,不僅用飛機散發寫有衛生標語和展覽會時間地點的傳單,而且燃放內藏衛生標語的焰火。會場附近的大型氫氣球被用來告知民眾展會的地址與日期,以廣招徠。乘火車來津的參觀者還可以享受路費減價的優惠。這種宣傳陣勢似乎起了一定作用,衛展開幕後的第二日參觀者即達六七千之多。展覽會共舉辦了20天,截至閉幕時,參觀者的人數總計超過了11萬,其中各小學的學生佔了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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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文所述的宣傳活動相比,大掃除運動和捕蠅運動的社會動員面更大。1928年12月14日,天津市舉行了首次清潔運動。在此之前,公安局印製了傳單,列出了清潔運動中市民應實行的事項,如打掃房屋院落、收拾廚房和廁所、不可亂丟穢土穢物等。社會局也發布了宣言,聲稱「國家的強弱,和人民的康健,實有相連的極大關系。假使任何那一國的民眾個個康健,人人精神飽滿,那麼這個國家絕沒有不強盛的。這是至當不易成例。不過人類的康健是有代價的,代價是什麼?就是衛生,衛生的要素,在於清潔……清潔運動,雖應該由市政府負責倡導,但絕對不是機關上幾個職員的能力,能夠達到美滿目的。必須要全市市民人人起來參加,繼續不絕地時時清潔,處處清潔」,竭力勸說和鼓動全民參與清潔運動。
為宣傳此次運動,公安局、衛生局和社會局等市府各局都派出人員參加遊行。遊行隊伍最前列是馬巡隊,其後為自行車隊和化裝隊。化裝隊又包括隊首的獅子會和中間的運戲車,後面則有一巨人牽著五個小鬼。巨人喻「清潔之神」,五鬼指「清潔之害」,藉以表達掃除污穢之意。此舉可算是政府的巧思妙想。緊隨其後的是警士、各局長官等,最後則為清道夫。甚至部隊也參加了遊行,並宣稱軍人的責任「不僅是掃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礙」,也要努力掃除一切污穢。遊行隊伍一路高呼口號,聲勢浩大。
在清潔運動的第二日,從公安局長到保安警隊和清道夫,攜帶掃具和土車開始打掃街道。各區也將道路掃除一新,偶爾還有行人幫忙打掃。學校方面,各中小學校長、教職員和全體學生也出發參加清掃。以此為開端,天津市幾乎每年都舉行清潔運動(或稱清潔大掃除),持續時間從早先的半天延長為2—5日到兩周以上不等。如1931年的春季清潔大掃除以公安局所轄五區及四個特別區為掃除區域,採取分區輪流打掃的辦法,規定5月15—17日打掃第一區,18—21日打掃第二區,余類推,共歷時17日之久。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掃除運動中,掃除工作也按區次第開展。隨著清潔掃除運動的不斷舉行,對市民的動員和監督也逐漸加強。為引起市民對清潔大掃除的關注,衛生局通常會在市內張貼布告和標語,並利用無線電台舉行衛生講演。衛生區事務所的衛生稽查員和各清潔分隊長警也分區逐戶勸告市民實行清掃。市政府要求各商家住戶於期限內掃除積穢,並組織坊長、閭鄰長和衛生稽查員等進行挨家挨戶地入室檢查,以確保清潔運動取得實效。打掃干凈的商號和住戶被貼上清潔掃除驗訖證,衛生主管部門還按段抽査,檢查的依據是《污物掃除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即「土地房屋所有者、使用者或佔有者,為保持其地域內或建築物內之清潔,應履行下列各事:一,備適當之容器,以容塵屑污泥;二,備適當之溝渠以通穢水;三,備適當之便所,以容糞溺」。未履行上述義務的按該細則的第9條處罰,後來又改為勸導,淡化了處罰的嚴厲色彩。對於被判定為不合清潔標準的住戶商鋪,有時還會再度復查。
大掃除的具體方式通常是由清潔隊負責各區馬路的清掃,市民和商號等則必須把住室或鋪面內外及門窗等處打掃干凈,並將穢土放在門外,以便清潔隊逐戶收取運除。已掃凈的街巷由灑水車用凈水挨次灑勻,灑水車無法通過的小巷則由各住戶自行分段灑水。後來清潔運動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大掃除開始之日先召開大會,經過奏樂、致辭、來賓講演、攝影等後,與會者即按照事先劃定的遊行路線舉行遊行。遊行人員和人數也有規定,除清潔隊全體長警與夫役、全部運穢汽車、灑水汽車及騾拉水車之外,另有市政府和公安局、財政局、社會局、衛生局各10人、9個區衛生事務所每區各5人、特一至特三區各10人等等。在1936年的大掃除中,市長蕭振瀛還親自手執掃帚走在隊伍前列,通過以身作則來倡導清潔。
前已提及,中央下達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市每年舉行兩次衛生運動和大掃除,就天津市的執行情況來看,春季的清潔大掃除有時持續時間較長,如上文1937年的大掃除運動起訖時間為4月20日—5月7日,竟長達18天,而冬季的大掃除一般只有兩三日。這一點估計和天津地處北方,冬季天氣嚴寒清掃不便有關。1930年12月天津市沒有如期舉辦清潔運動,就是因為全紹清本著務實的態度,認為在嚴冬強迫商民實行打掃,無異於敷衍搪塞,反而難收實效,因此徵得中央同意加以變通。這些規模不等的清潔運動以「提醒民眾之注意」,「喚起市民們注意清潔,增進康健,免除疫癘」,「整飭市容、提倡衛生」,「振刷市民精神」為旨歸,但相關記載的闕如使我們難以得知其實際效果以及民眾的評價。我們只能推測,全社會動員的大掃除運動多少會給天津的都市景象和商民的生活環境帶來一些改觀。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清潔與衛生尤其是防疫之間已經建立了邏輯關系之後,城市居民也因此不得不面對現代衛生行政的觸角伸入個人生活領域的現實,接受官方人員的登門勸導及對其住宅清潔程度的檢查與評估,這對人民的日常生活節奏難免會產生影響。一位小學生目擊了某次衛生檢查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昨天上午放學,剛到家裡,就聽喊嚷,查衛生的來了,嚇的各家,室內掃的比每天清潔,院內外有灑白灰者,有灑衛生水者,恐怕挨罰。小朋友們呀!吾願天天如此灑掃清潔,於我們自己有莫大的利益,那怕他查衛生呢?
顯而易見,至少有一部分市民因迫於檢查和罰款的壓力不得不做出「講衛生」的姿態,以使自己的行為符合衛生行政的要求。而這名學童倡議天天灑掃,表現出比一般市民強烈的衛生意識,則或許與其所受的衛生教育有關了。
官方的宣傳強調了清潔運動的正面價值,然而也有人對此運動表示擔憂。天津的西醫王祖德告訴人們,以高級領袖的身份親自參加大掃除以為他人倡,始於馮煥章將軍。馮氏因為出身行伍,對醫學衛生缺乏研究,所以想以親自打掃街道來提倡清潔。然而「其意甚善,其害實巨」,因為繼其之後許多市縣都集合中小學生參加大掃除,這些學生多為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孩童,塵土中激揚起的微菌很容易入其口鼻和肺部,故名為清潔運動,實際最終卻與本意大相悖謬。作者還以國外的衛生實踐作為反例,指出國外厲行衛生,向無召集學生和市民作掃街之舉者,而是由清道夫役於昏夜中進行。作者尤其嘆惋,站在科學的旗幟下領導全國的上海,其市長和衛生局長竟然也親執掃帚,領導市民開展清潔運動。清潔的作用自然不能輕易否定,但在我們很可能不加細思地認為清潔運動是對衛生現代化的趨近時,主流輿論之外的聲音能提醒我們對類似舉措的現代性、合理性是否真的不言而喻多一分忖度。
為了減少傳染病的發生,政府也積極向蒼蠅宣戰,組織滅蠅運動。
天津市的滅蠅運動多於每年夏令舉行,宣傳與競賽相結合是其常採取的方式。因為蒼蠅繁殖能力強,危害極大,滅蠅辦法遂成宣傳重點。為求根絕蒼蠅,衛生局希望民眾定期清理容易孳生蠅類的地方,如垃圾箱、廁所、糞坑糞池、畜舍,此法即所謂的「除產地」。對付蠅蛆和成蠅的方法,從噴沸水、撒石灰到如何製作捕蠅紙,更被詳細介紹給民眾。由於民眾未必知曉蒼蠅為傳染病的媒介,衛生主管部門也向他們解釋滅蠅的科學依據與必要性,並吁請民眾合力滅蠅。類似的衛生常識除了藉助媒體的力量傳播之外,也印製成傳單散發給各機關、團體、學校和民眾,並邀請名醫到天津市各講演所演講,擴大滅蠅宣傳,或在重要街衢貼掛宣傳標語、圖畫和旗幟,以喚起市民對於滅蠅運動的注意。
天津市開展第一次滅蠅運動時即訴諸有獎競賽的辦法,賞格為銀盾、獎牌和夜光錶等。天津市小學生是滅蠅運動的干將,贏得了前數名,但也有小學生之外的市民以個人名義參加捕蠅運動並獲獎,遺憾的是報紙沒有提及這些人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組織市民滅蠅運動或大會,其宗旨不僅在於「提醒民眾注意蠅類之禍害」,也期望能由此「激勵市民實行其社會服務之精神」,而市民對於該活動也並沒有袖手旁觀。不過,根據目前的資料還難以判斷市民參與滅蠅運動是因為真正認識到蒼蠅的危害,還是受獎品的誘惑。說到獎品,為了刺激人們的參與熱情,衛生主管部門曾向其他機關團體廣征獎品。在它的號召下,教育局、工務局、財政局等紛紛贈送銀盾、手巾、香皂、牙粉、牙刷等物,天津商會則購置了捕蠅具50把送給社會局作為獎品。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衛生運動社會動員的廣泛性。
這種以給獎的方式舉辦的市民滅蠅大會,有時被認為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嫌,宏效難著」,因此市府也決定變更一貫做法,效仿北京等地,出錢收買死蠅,以喚起市民撲蠅的興趣。具體辦法是市民將撲殺的成蠅集到一定數目,裝成小包送到指定地點出售,價格為每大銅元一枚購買死蠅一千個。次年的收購價改為每百個為一包,每包給銅元二枚,所收死蠅按日用焚毀爐焚毀。不過或許因為出錢購買死蠅畢竟會增加財政負擔,資料顯示在隨後幾年中此法在天津未被再次使用。
在小學生中,市政府組織了滅蠅圖畫競賽和講演競賽。圖畫競賽的獲獎者除受到獎勵之外,其作品還和其他比較出色的圖畫一起在青年會展出。從標題看,這些畫作表現的是小學生們對蒼蠅的各種認識,如「一個蒼蠅,每年要生殖子孫十八萬八千三百五萬萬,那(哪)一個都能致人於死命」、「蠅害甚於飛機炸彈」、「強盜殺人要流血,蒼蠅殺人不見血」等等。講演競賽先分五區在全市市立小學范圍內舉行預賽,預賽的前二名再進入決賽。決賽時小選手們的講演基本以蒼蠅的危害和撲滅蒼蠅的方法為主題。這些競賽對於參加者以及旁觀、旁聽者而言不失為一次受教育的機會。
在滅蠅運動中,天津市衛生行政機構不僅扮演了動員者和組織者的角色,而且也身體力行,組建滅蠅隊逐日到各個警區界內的公廁以及污穢骯臟蠅蛆容易棲止和繁殖的地方,潑灑石灰葯水。在1934年5—8月的滅蠅運動期間,市政府共查明全市糞坑15346個,污穢潮濕地方2393處,消毒1700次,收買蒼蠅947600個。有趣的是,市府還製作捕蠅拍五千把,分別送給各警區(再由各警區轉贈給民眾)、教育局(然後再分發給學校)以及鮮貨店等店鋪。從政府擬定的滅蠅運動辦法來看,政府並不專意以撲滅多少只蒼蠅為功,而是希望能從源頭上杜絕蒼蠅的產生,所以規定住戶鋪戶的廚房均宜收拾干凈,不可堆積污物;廁所宜每日掃除一次,糞桶加蓋,每星期於桶內撒生石灰一次;不可向街巷內潑灑穢水,應該用有蓋的穢水桶存貯等等。有時滅蠅運動乾脆以對市內垃圾集積的場所和廁所等處進行大掃除為前期工作。從這一點看,天津市的滅蠅運動具有科學性的一面,由此民眾也或多或少能通過這項運動認識污穢與蠅患之間的關系,樹立文明的衛生習慣。

『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介紹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體總會原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簡稱「全國體協會」,於內1924年8月24日成立。是中華民容國全國性體育運動的領導組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的領導單位,負責國內運動推廣與區域性運動會等賽事。以推展全民體育、發揚業余運動精神、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加強國際體育聯系與活動為宗旨。1931年被國際奧委會承認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於1973年改組,改稱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分立出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並由個人會員制改為團體會員制。

『玖』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會員單位

台灣省體育會
台北市體育會
高雄市體育會
金門體育會 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奧運、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劍道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合球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中華民國雪橇雪車運動協會(冬運項目)
中華民國飛行運動總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奧運、冬運項目)
中華民國健力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劃船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冬運項目)
中華民國滑雪滑草協會(冬運項目)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檯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滑水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奧運、亞運項目)
中華民國合氣道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山嶽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
中華民國摔角協會中華民國槌球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
中華民國輕艇協會(奧運、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
中華民國檯球運動協會(亞運、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拔河協會(世運項目)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中華民國漆彈協會 備註:並非所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均受到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承認,本表所列以外的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例如:中華民國壁球協會…等等),則未受到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領導與監督。

『拾』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組織歷史

1908年5月23日,在倫敦奧運會舉辦前夕,天津中英雙語的《星期報》(英文名字為 Tiensin Young Men)刊登了一篇名為《競技體育》的文章。1910年10月18日由唐紹儀、伍廷芳、王正廷、張伯苓等發起成立「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當時因應在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成立的體育機構,參加首屆全運會的有華南、華南、華北、武漢、吳寧、上海五單位參加,這也是「中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的原始名稱,其籌備會的組織被視為是中國一個全國性的體育團體,也是當時中國全國性體育組織的的雛形。
1913年,在張伯苓、王正廷等人和菲律賓青年會總幹事布朗等人的倡導下,第一屆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後改稱遠東運動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第二屆遠東運動會:1915年5月15日下午2時30分,第二屆遠東運動會正式開幕,王正廷任會長。第4屆遠東運動會:1919年,第4屆遠東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中國體育界人士提出成立全國性體育組織。遠東體協:1920年,遠東體協被國際奧委會正式承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與國際奧委會發生關系的區域性國際體育組織。1921年中國各地區體育聯合會代表在上海集會,選出臨時領導機構。 中華全國體協會的成立,源自在武昌舉辦的第三屆全國運動會。這一屆全國運動會是1924年5月22日到24日,實際負責籌備的是漢口青年會體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會總幹事宋如海,武昌中華大學校長陳時,及武昌某小學校長黃芷端等四人。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創造『奇跡』,使大會舉辦成功。
由於該運動會匯集全國體育界領導人士,大家皆認為需成立全國性的體育團體,以統籌推進全民體育,舉辦全國性的運動會,進而參加國際競技活動。最後,推選八名籌備委員成立了籌備機構。八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舉行第三次年會時,召開全國代表會,成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
不過,另有學者指出,全國體協會的成立日期,可推前到1910年10月18日由唐紹儀、伍廷芳、王正廷、張伯苓等發起成立「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當時因應在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成立的體育機構,參加首屆全運會的有華南、華北、武漢、吳寧、上海五單位參加,這也是「中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的原始名稱,其籌備會的組織被視為是中國一個全國性的體育團體,也是當時中國全國性體育組織的的雛形。
1922年4月3日成立「中華業余運動聯合會」,機構的英語名稱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中華業余運動聯合會」1922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21屆年會獲得承認即代表「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至此,「中華業余運動聯合會」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體育組織性機構,中華業余運動聯合會」和「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均由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兼任。
1924年7月,「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正式成立,並取代原有之「中華業余運動聯合會」一切職能,對外代表「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機構的英語名稱繼續使用「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兩會主席均由王正廷擔任。
1936年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柏林舉行,全國體協會發起組織了一個『中國體育考察團』隨奧運代表團前往觀摩,同行的還有一個『國術表演團』。代表團及國術表演團共有七十八人,由王正廷任總領隊。
而後抗戰爆發,政府西遷重慶,全國體協會亦隨政府西遷,幾年來體育協會沒有實際負責人,會務停頓。直至1941年得以在重慶夫子池新運模範區135號辦公,並於5月向社會部備案,批准為社會團體。抗戰勝利後,全國體協會遷回南京。1947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十多個分會,並在南京建國路七號覓得會所辦公。 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戰敗,全國體協會隨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關於代表中國的國際奧委會的席位問題,兩岸問題、「兩個中國問題」在體育方面成為敏感話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分別成立民間運動團體:中華全國體育總會(All-China Sports Federation,ACSF),及政府運動機構:國家體育總局。而後在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於名古屋會議決議,將中國的國際奧委會席位歸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全國體協會遷至台北後,會務停頓近兩年,之後其會址遷移不定。1954年全國體協會籌備參加第二屆亞洲運動會,並在亞運會後首先成立中華全國籃球委員會,聘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擔任主任委員,組隊參加第二屆世界盃籃球錦標賽。之後全國體協會籌備參加1960年第八屆冬季奧運會及第十七屆羅馬奧運會。該屆奧運會因國際奧運會硬性規定必須以台灣或褔爾摩莎名稱參加,所以代表團於開幕典禮持「抗議下」英文字樣白布出場。該次奧運田徑選手楊傳廣在十項鐵人獲得銀牌,成為首位獲得奧運獎牌的中華民國運動員。而冬季奧運會雖獲美國支持,但是因需先申請加入國際滑雪總會和國際滑冰總會為會員,又受政治影響未能及時獲准,致未能正式參加比賽。
楊森接任理事長後,由於當時是中華全國射擊委員會主任委員,因此全國體協會得以搬到在台北市水源路新店溪畔的全國射擊委員會辦公。1962年集訓以參加第四屆亞洲運動會,曾洽借台灣大學體育館辦公。但後來印尼阻止中華民國及以色列參加,致未能赴會。之後全國體協會又遷回水源路。後來台北市政府推行防洪計劃工程,要建設堤防,全國射擊委員會樓房在堤防外,只好拆除。
第十八屆東京奧運會即將舉行,楊森為了尋找固定的辦公處所以便利照顧選手,最後台北美國學校將舊校舍借給使用,全國體協會於1964年8月16日遷入,至此終於有固定會址。楊森整頓會所後將沒有會所的運動委員會遷入。由於原址土地屬於國有財產局,同年租約到期後變成了違章建築,至此面臨搬遷問題。楊森希望能有適合場地搬遷,或是直接將該地買下,但皆未果。而後辦公室發生不少災難,先是因為火災,將體協會辦公室、陳列室及許多寶貴的資料燒毀。隔年艾爾西台風與芙勞西台風分別來襲,把辦公室的屋項吹垮,到處漏水。而後在經過工商界人士捐款之下,依照政府規定,違章建築不可以加大的原則下,改建成平頂房屋,繼續辦公。
1968年參加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會時,國際奧委會將台灣的名稱,改為中華民國。在這次奧運會上,田徑女傑紀政,參加八十米跨欄,以十秒四打破了奧運會紀錄,並贏得銅牌,成為第二位獲得奧運獎牌的中華民國運動員。 1974年7月17日,對全國體協會進行全面改組,將全國體協會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由黎玉璽將軍出任理事長,楊森為名譽理事長。體育協會原有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則一律改為團體會員,原來總幹事的名稱改為秘書長,聘周中勛擔任。其次,將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獨立成單一組織,由徐亨出任主席,
1979年,中華民國的對外體育交流特別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由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中華體協會則以推展全民運動、發揚奧林匹克精神、加強與國際奧會及國內外各運動團體聯系為宗旨,發展全民運動事項及參加或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及區域性運動會事項。 1989年12月23日中華體協會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Republic of China Sports Federation(ROCSF)),並於同月29日改選首任會長,原任中華體協會理事長張豐緒蟬聯會長、陳金樹繼任秘書長。
1993年12月28日,體總會第二屆會長改選,原任會長張豐緒由於人團法之限不得連任,經全體會員代表重新投票,結果郭宗清將軍以高票榮膺會長職務,改聘蔡特龍為秘書長。
1997年12月27日,第三屆會長改選,由於原任會長郭宗清將軍表明不再連任,經全體會員代表重新投票結果,一致推舉教育、企業界出身且常年出錢致力於體育界之原任副會長張萬利先生出任會長,並聘體育科班畢業且精通企業管理之廖裕輝先生任秘書長。
1999年5月起,張萬利會長因故長期請假,會務由副會長李武男代理,直至2001年7月,總會面臨左訓中心及北訓中心裁撤,在人員資遣及安頓處理妥當後,交由副會長張朝國代理至2001年11月27日的第四屆改選;期間秘書長廖裕輝於2000年9月自雪梨奧運返國後請辭,10月由文化大學副教授魏香明接任,襄贊代理會長處理體總轉型會務。
體總自第四屆改選後,由企業家出身的橄欖球協會理事長蔡辰威接任會長,隨後新任理監事改選就任;秘書長則由體育科班出身並具有體育行政二十三年經驗的陳光復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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