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體質上分析經濟責任形成的原因

A. 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有哪些

★經濟政策錯誤
★原材料緊張，尤其是原油危機
★自然災害
★全球化的後果
★金內融政策錯誤
產生經濟危機的原因主要容是貧富懸殊，這次危機如此嚴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太高！具體分析如下：
一、消費份額
市場上的所有商品就像一塊大蛋糕，每一個人都有它對應的消費份額，你的份額就是你的收入。
如果需求不足、商品總量上銷售不暢，那就只有一個原因：這就是有人沒有從市場上拿走屬於它們的消費份額！為什麼沒來拿呢？
二、需求沉澱
商品與貨幣總是同時反方向對流，因此，如果商品不動，肯定是有人群將對應的貨幣儲存了起來，不管這錢現在在什麼地方，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它沒有流動！
因為資本主義有其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私有制與資本家消費能力之間的矛盾；佔有生產資料是為了佔有更多的消費資料，佔有了就能消費完嗎？所以，資本主義永遠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每一個生產循環都會產生需求沉澱，積累多了就是危機！
在危機期間，窮人苦熬，富人慢慢將多餘的沉澱消費完之後，生產再次恢復；如此往復循環，像發癲癇病一樣無窮無盡。

B.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體制演變史實的原因和評價

①建國初期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建立起來.
②1958年,社會主義總路線提出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錯誤地認為農業合作化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因此,黨又輕率地發動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人民公社化嚴重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影響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③從1960年冬開始,黨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黨中央的這些措施,鼓舞了全黨全國人民,從1962年,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④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做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此後,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首先在全國農村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要形式的責任制,發展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廢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舊體制,這就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的發展.接著城市也開始探索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擴大企業自主權,經過改革,城市經濟生活出現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C. 分析古代中國與古希臘在國家體質上的不同點，並分析說明古代中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形成的原因

古希臘全都是城邦建制,普遍實行的是共和制,沒有帝王，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外敵入侵的時候更多的是結盟一致對外，比如波斯的入侵。打退外敵後又內部爭霸，主要是斯巴達和雅典兩大城邦的爭霸。基於地緣和文化的原因把他們統稱為希臘。.後來由於斯巴達和雅典兩強爭霸，導致了希臘的衰落，被亞歷山大帝乘虛而入，統一了希臘，但史學家普遍不認為他是希臘的國王，而是馬其頓的國王。

古代中國在國家體制上實行的是君主制。
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極權制度形成和長期存在的原因是：
一、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作為上層建築，其形成是由封建經濟基礎決定的。
1.中國封建經濟的分散性。小農經濟非常脆弱，經不起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的沖擊，要維持生產和再生產的正常運行，就必須依賴於國家的統一，社會秩序的穩定。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大體適應了這一要求，這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2.封建經濟的分散性，使得封建地主有著極強的割據性。割據局面一旦出現，必然引起社會的動亂，嚴重威脅封建政權基礎的穩固。因而，必須要加強中央集權，以防止割據勢力的膨脹。
3.封建地主階級也需要強有力的政權以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鞏固本階級的統治地位。
二、其思想根源：法家的「集權」理論。
三、其歷史根源：華夏族共同的社會文化傳統。從「君權神授」「天子以四海為家」「家天下」到春秋戰國後的「大一統」，都為其形成提供了社會文化的來源。
四.中國特殊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也是促進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1.中國起源於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水患的需要。
2.抗拒自然災害，救濟災荒的需要。需要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協調組織。

D. 經濟責任制的社會背景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發展，中國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而且為中國的糧食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然而，困擾我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兩大制度瓶頸問題在深層次上制約了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力度，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步伐，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個是傳統的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的基本經營制度長期以來單兵作戰、單兵突進，盡管取得了十分輝煌的成就，但由於缺乏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配套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積極穩健的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統籌規劃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高效有序的民主管理制度的有效支撐和強力配套，許多地區的合法土地權益不時遭到基層政府與資本聯手的不法侵害，其制度威力隨著耕地的不斷被蠶食以及土地單位產出量的日益極限化而逐漸減弱，引發了有識之士對國家糧食安全、農村社會穩定等問題的擔憂；加之長期以來我們對土地承包制期限、土地流轉方式、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農民的自組織能力、現代農業的發展走向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缺乏前瞻性思考和大膽探索，從而導致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受到了普遍的質疑，農村社會發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另一個是農村社會公共事業建設水平多年來嚴重落後於城市，政府的欠賬既很久又很多，農村的教育、文化、衛生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與環境等公共服務體系不僅初始水平低下，而且彼此之間缺乏有機配套，地區之間發展程度更是極不均衡。更為嚴重的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差距鴻溝不僅導致農民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而且依附在農民身上的戶籍問題、自由流動與遷徙問題、教育問題、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醫療衛生問題、文化娛樂問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會文化心理問題，並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得到有效緩解，反而有進一步強化之嫌，其結果是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分化程度。據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數據表明，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農村居民年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年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這一客觀現實深刻地表明了即使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背景下，我國仍然出現了農村社會的發展已然外在於整個國家的發展局勢之嚴峻狀況，農村社會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已然外在於城市高速發展的發展局勢之嚴峻狀況。
為切實破解農村改革發展難題，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新的活力，真正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勾勒了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路線圖」——「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超越傳統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與初始水平低下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雙重目標之基礎上，使廣大農民真正實現學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之和諧社會建設目標。也就是說，創建雙重超越背景下我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基本路經在於兩大方面：一是在對傳統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進行超越之基礎上，全面建構促進農村社會發展的系統制度體系；二是在對初始水平低下、覆蓋范圍狹窄的農村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進行超越之基礎上，全面建構廣大農民學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新型農村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要實現第一個超越目標，就要求我們在完善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的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把眼光放得更開闊和長遠些，努力構建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配套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積極穩健的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統籌規劃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高效有序的農村民主管理制度，並將其與農民自組織與談判能力的培育與提升、土地流轉方式的多樣化、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等有機結合，從而為創造性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礎。
要實現第二個超越目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發展置放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布局之中，切實履行政府的基本職責，徹底破除千百年來纏繞在中國農民身上的非國民待遇問題，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在解決多年的歷史欠賬的基礎上，構建以民生為重點、惠及全體農民、全覆蓋、高水準的農村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與此同時，積極推進農村小城鎮建設，加快城鄉協調發展步伐，從而為創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

E. 經濟責任制的意義淺論

國有企業改革中我國的經濟改革的核心所在，是經濟制度變遷中關鍵的存量變遷發展的實質性內容。經濟責任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所在。
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落後是導致國有企業改革的原因，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國有企業的自有資金不足是根本所在，其資產負債率過低，使得其依賴於銀行的貸款和財政的救濟，因而當國家的銀根收緊時，就會導致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匱缺，從而使得其經濟效益下降。從根本上說，國有企業多年以來一直處在資金投入不足的境地之中，因而實際上是一種低水平發展狀況。那種認為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天然落後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質上就是舊有體制的轉軌問題。既有制度下的政府、銀行和企業的連帶關系決定了企業改革的實際困難，中國的企業改革分別採取過「放權讓利」、「承包租賃制」和股份制等形式，不可否認，產權改革對於國有企業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因而，從經營權的思路走向法人財產權的思路是正確認識到了改革的問題所在。即實現國有企業的獨立地位，實現法人制度同經營權的結合。法人財產權的實現，對於國家所有權中企業組織的獨立性作出了制度的規范性規定，但是制度的變遷，是由制度事實和社會運動所決定的。「不可想像，在一個官僚主義和腐敗盛行的國家，會存在高效率的、充滿活力的國有企業」，「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一套機構多而重疊，人浮於事、職責不明、缺乏科學和嚴格的考核，工作效率不高的管理制度，而且它在改革中沒有受到多少觸動，成為滋生官僚主義和腐敗的溫床。在這種情況下，有關機關對於國有資產的責任包括持股責任、資本保值和增值責任、監督責任等不落實，微觀的企業制度就是設計得再好，也是沒有用的」。不僅如此，部分國有企業依賴於良好管理取得經濟效益的例子屢見不鮮，而同時眾多企業出現的「斯密克現象」也表明了國有企業管理不善是其經濟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事實上，我們認為，對於政府和企業關系的改造其目的同樣是為了間接實現管理水平的提高。
國有企業改革，使之與市場經濟相兼容，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同樣是與政府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沒有良好的文官制度作為基礎性的保證，沒有完善的競爭市場對其實行有效的約束，任何單方面的改革都將是一相情願的。正是如此，經濟法及其經濟責任制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令各種各級國家機關都做到責、權、利結合，科學地分工、合作，層層制約、相互制約。對任何一個機關或其首長、工作人員，都不允許存在職責不清-有權無責或有責無權的情況……完善的、制度化的監督機制是不可或缺的」。
通過經濟責任制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決國有企業改革中的關鍵問題，一方面通過對經濟管理主體的約束來要求其依法依照經濟規律來進行經濟管理，另一方面通過對國有競爭性組織的規定來實現其管理水平的提高。因而，它對於解決所有權代表人以及經營者之間的行為不規范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經濟責任制是實現經濟法的經濟自由與經濟民主目標的基礎性的制度，在公有國家內，沒有有效的經濟責任制制度約束，在既有社會和文化水平下，是難以實現勞動者的權利，難以實現積極的、昂揚的、充滿活力和自由精神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
經濟責任制實質上是國家加強經濟紀律，實現有效經濟秩序的有效途徑。「正好相反，沒有什麼可以像民主化那樣，對咄咄逼人的官僚主義化和進一步的異化如此有力的抵製作用。民主化不應僅僅理解為權利的民主化，而且應理解為義務、責任和一切物質後果的承擔方面的民主化」，這正是經濟責任制所要實現的目的。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由政府推動的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強制主導型制度變遷的色彩。而與此相關的法制改革，則採取了政府主導型的「變法'的特色。經濟責任制的完善與發展對於制度變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中國的制度變遷是要實現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融合，市場經濟的精髓是決策權的分散化，而市民社會和私有財產權的缺乏是我國經濟改革和法制改革的歷史和起點，而政府官僚行政機構的發達，國家本位和國家所有權在各個領域的主導地位，決定了中國法制的基調。在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的同時，認識到本土文化的特性及其缺陷所在，才是實現依法治國的根本所在。z中國自1895年以來，試圖通過法律的變革，採取德國法系的模式來實現依法治國的理想，這一思路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國社會和政治、經濟生活的特色和根本缺陷，即管理水平的低下。
文官制度的不發達和管理水平的落後，以及由其控制的國有企業的龐大，使得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管理混亂極為突出，同時也使得文官制度難以適應制度變遷的要求。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責任的不確定所導致的，管理的提高有賴於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經濟責任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經濟責任制通過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管理的要求，實現對經濟轉軌的促進，它是進一步實現經濟改革的必要前提。不僅如此，改革應當是通過主體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來實現的，認識到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由此可見，要是國民經濟能夠在它的內在動力-經濟利益的推動下富有效率和效果地靈活運轉，必須改革經濟體制……各個管理經濟的國家行政組織要改變為實行經濟核算的經濟組織……各種經濟組織應該具有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真正成為獨立的經濟核算的主體，實行獨立的全面的嚴格的經濟核算，自負盈虧，這正是經濟責任制的精髓所在。通過保護個體的利益來改革才能使改革有效地進行，「如果我們都能認識到這種利益的差異並尊重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改革過程中的沖突可能會緩和一些，因為這是人們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與別人協商找到更可行的出路上，而不是放在相互攻擊對方和阻撓改革上」。
經濟責任制對於經濟改革的重要性更表現在對經濟增長模式改變上，我國的經濟增長中的經濟效益問題一直極為突出，「粗放式」、「外延式增長」始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特徵，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實現「內涵式經濟增」，提高經濟效益式經濟轉軌的內在要求，「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資本利用效率過低……而這里的制度原因，就是我國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預算，虧損了仍能生存下去，大家花國家的錢不心痛，資本損失無人承擔責任，借錢可以不還」。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需要經濟責任制的有效約束，經濟責任制通過對經濟利益的引導，通過經濟核算，將經濟法所追求的經濟效益目標切實的體現在制度之中。
經濟責任制對於經濟體制改革和法律制度變遷的重要意義，在於它針對中國的具體弊端提出了有效的制度約束方式，在於從根本上是基於中國的實際的，在於它是中國經濟體制進一步改革的關鍵和基礎所在。
對於走向新世紀的中國，要實現經濟的增長，必須依賴於管理水平的提高，在一個管理水平低下的國家，不可想像能夠出現具有高效益的經濟體制。

F. 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影響(3000-5000字內容完整)

一。杠桿。目前，許多投資銀行為了賺取暴利，採用20－30倍杠桿操作，假設一個銀行A自身資產為30億，30倍杠桿就是900億。也就是說，這個銀行A以 30億資產為抵押去借900億的資金用於投資，假如投資盈利5％，那麼A就獲得45億的盈利，相對於A自身資產而言，這是150％的暴利。反過來，假如投資虧損5％，那麼銀行A賠光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還欠15億。

二。 CDS合同。由於杠桿操作高風險，所以按照正常的規定，銀行不運行進行這樣的冒險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把杠桿投資拿去做「保險」。這種保險就叫 CDS。比如，銀行A為了逃避杠桿風險就找到了機構B。機構B可能是另一家銀行，也可能是保險公司，諸如此類。A對B說，你幫我的貸款做違約保險怎麼樣，我每年付你保險費5千萬，連續10年，總共5億，假如我的投資沒有違約，那麼這筆保險費你就白拿了，假如違約，你要為我賠償。A想，如果不違約，我可以賺 45億，這裡面拿出5億用來做保險，我還能凈賺40億。如果有違約，反正有保險來賠。所以對A而言這是一筆只賺不賠的生意。B是一個精明的人，沒有立即答應A的邀請，而是回去做了一個統計分析，發現違約的情況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總計可以拿到500億的保險金，如果其中一家違約，賠償額最多不過 50億，即使兩家違約，還能賺400億。A,B雙方都認為這筆買賣對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歡喜。

三。 CDS市場。B做了這筆保險生意之後，C在旁邊眼紅了。C就跑到B那邊說，你把這100個CDS賣給我怎麼樣，每個合同給你2億，總共200億。B想，我的400億要10年才能拿到，現在一轉手就有200億，而且沒有風險，何樂而不為，因此B和C馬上就成交了。這樣一來，CDS就像股票一樣流到了金融市場之上，可以交易和買賣。實際上C拿到這批CDS之後，並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億，而是把它掛牌出售，標價220億；D看到這個產品，算了一下，400億減去220億，還有180億可賺，這是「原始股」，不算貴，立即買了下來。一轉手，C賺了20 億。從此以後，這些CDS就在市場上反覆的抄，現在CDS的市場總值已經抄到了62萬億美元。

四。 次貸。上面 A,B,C,D,E,F....都在賺大錢，那麼這些錢到底從那裡冒出來的呢？從根本上說，這些錢來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資人的盈利。而他們的盈利大半來自美國的次級貸款。人們說次貸危機是由於把錢借給了窮人。筆者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筆者以為，次貸主要是給了普通的美國房產投資人。這些人的經濟實力本來只夠買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價快速上漲，動起了房產投機的主意。他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貸款買投資房。這類貸款利息要在8％－9％以上，憑他們自己的收入很難對付，不過他們可以繼續把房子抵押給銀行，借錢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時A很高興，他的投資在為他賺錢；B也很高興，市場違約率很低，保險生意可以繼續做；後面的C,D,E,F等等都跟著賺錢。

五。次貸危機。房價漲到一定的程度就漲不上去了，後面沒人接盤。此時房產投機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房子賣不出去，高額利息要不停的付，終於到了走頭無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給了銀行。此時違約就發生了。此時A感到一絲遺憾，大錢賺不著了，不過也虧不到那裡，反正有B做保險。B也不擔心，反正保險已經賣給了C。那麼現在這份CDS保險在那裡呢，在G手裡。G剛從F手裡花了300億買下了 100個CDS，還沒來得及轉手，突然接到消息，這批CDS被降級，其中有20個違約，大大超出原先估計的1％到2％的違約率。每個違約要支付50億的保險金，總共支出達1000億。加上300億CDS收購費，G的虧損總計達1300億。雖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機構，也經不起如此巨大的虧損。因此G 瀕臨倒閉。

六。金融危機。如果G倒閉，那麼A花費5億美元買的保險就泡了湯，更糟糕的是，由於A採用了杠桿原理投資，根據前面的分析，A 賠光全部資產也不夠還債。因此A立即面臨破產的危險。除了A之外，還有A2，A3,...,A20，統統要准備倒閉。因此G,A,A2,...,A20一起來到美國財政部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游說，G萬萬不能倒閉，它一倒閉大家都完了。財政部長心一軟，就把G給國有化了，此後A,...,A20的保險金總計1000億美元全部由美國納稅人支付。

七。美元危機。上面講到的100個CDS的市場價是300億。而CDS市場總值是62萬億，假設其中有10％的違約，那麼就有6萬億的違約CDS。這個數字是300億的200倍。如果說美國收購價值300億的CDS之後要賠出1000億。那麼對於剩下的那些違約CDS，美國就要賠出20萬億。如果不賠，就要看著A20,A21,A22等等一個接一個倒閉。無論採取什麼措施，美元大貶值已經不可避免。

以上計算所用的假設和數字同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無法低估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住宅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機則是規模較大的繁榮-蕭條過程中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則是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頂峰，此輪周期已持續了60多年。 繁榮-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及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reflexive）、循環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說的「市場的魔術」——而我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於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於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於崩盤的並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占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並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2%。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
自2007年初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國際金融起伏震盪。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已演變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進入2008年以來，次貸危機更是逐步惡化並有可能向經濟危機發展。歷史上曾出現了七次比較大的經濟危機，如1637年鬱金香狂熱、1720年「南海泡沫」、1837年經濟大恐慌、1907年經濟危機、1929年大蕭條、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這次危機索羅斯認為是「30年代以來從未遭遇過的嚴重金融危機，並將終結從里根時代開始的超級大泡沫」。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美國正陷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
這場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首先，次貸危機引起的動盪已經影響了實體經濟，體現在房地產業、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等領域，製造業面臨的困難尤為嚴重。其次，次貸危機現在已迅速深化為一場全方位的金融和信用危機，也是美國自大蕭條以來迅速影響國家最多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危機對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金融體系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會極為深遠，全球最初都低估了這次危機的嚴重性。
我國宏觀經濟在實施原「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明顯通貨膨脹」方針指導下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過程中，突然加入了這個外部沖擊，再加上其他多種因素影響，經濟周期顯示出由高漲向低迷的階段轉換的危險，一些加工製造業，特別是出口導向型的企業也遇到了明顯的困難。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環境急轉直下，國內經濟困難增加，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國家適時調整了宏觀調控的政策，及時採取措施，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相結合。提出2009年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一、金融危機的危害
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金融危機的深化將會繼續影響到各個行業。首先，可以看到，在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導致經營不佳的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的經營惡化甚至破產。銀行的破產使得危機已經延伸到房屋貸款以外的領域，同時房價下跌導致信譽危機的進一步惡化。逾期不付錢的信用卡持有者的人數急劇上升，銀行將會出現更多的呆賬壞賬，影響到銀行的利潤水平和其他服務項目的業績。其次，金融危機使全球股市下跌，加上通貨膨脹的出現，給消費者帶來極大的心理陰影，導致對未來的預期降低，影響到消費信心和購買能力、內需緊縮。第三，金融信譽下降導致銀行緊縮銀根，致使企業在短期內出現資金短缺。對那些特別依賴資金流的企業的影響尤為重大，他們能夠得到資本的幾率下降，企業現金流越來越少，加上消費不景氣，導致實業蕭條。第四，外貿企業出口下降，美國經濟下滑，購買力降低，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在美國企業、股市、政府債券上的巨額投資遭到重大損失。經濟下滑、政府救市導致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不斷升值。這些發展對於依賴外國消費的中國出口企業來說，維持生存愈加艱難。
二、金融危機的機遇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擴散，中國經濟發展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困難和挑戰。但我們也應該樂觀地看到危機是危險也是機遇。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企業擁有了很好的技術實力和雄厚的資本。當前應對金融危機應在自主創新方面進一步開拓思路，在國家的戰略指導下尋求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經過改革開放，我們改變了過去用市場換技術的辦法，在各行業積累了豐富的優勢資源；在對外合作中，要利用綜合資源展開合作，提升對外合作的層次。所以，在困難和挑戰面前我們應認識到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機遇。
首先，金融危機提供了改變國際金融市場游戲規則的千載難逢的良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到目前為止基本都是被動地接受此前主要由發達國家制定的金融規則，缺少自己的話語權，而金融危機給了中國增強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聲音的機會。其次，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摒棄過去產業中主打的中低端的產品，向高端發展，把低附加值的業務進行外包和剝離，通過產品定位的提升，服務於更加廣闊的全球市場，產生更大的輻射效應。第三，金融危機將倒逼中國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轉到主要依靠內需的道路上來，由主要依靠投資、 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美國金融危機對於中國來說，最先感受危害的是沿海加工與出口企業，表現為訂單大批流失。但是，在出口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今年以來消費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在逐步增強。近期中國政府根據形勢變化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果斷推出總投資規模為4萬億元的投資及十項強有力刺激經濟措施，這會進一步提高內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有利於改善此前過分信賴出口的失衡局面，以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第四，打造高質量的本地化管理和專業技術團隊，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立足內生增長，培育先導產業。實現經濟內生增長，有利於降低國際金融風險，而強調技術進步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下，中國的經濟明顯具有對外依賴性，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非常緊密。美國金融危機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顯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會影響到中國商品的市場。自從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以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已出現明顯的下降，包括對跨國公司和本土出口企業均影響甚大。在沿海地區，很多中小企業已經破產或面臨破產的威脅。其次，會影響到中國的原料進口。美國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定價中心，美元是世界主要的計價貨幣。美國的金融危機，已影響到了主要商品期貨市場的資金供求和美元幣值，從而造成了原油等主要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中國是世界上的原材料進口大國，對於那些以這些進口原材料為加工對象的企業來說，價格的劇烈波動對中國企業的影響顯而易見。第三，會影響到中國的投資及投機市場。美國是中國外資的主要來源地之一，美國的金融危機造成了其自身的流動性異常緊張，這必然會影響到美國對中國的投資，據粗略估算，即使不算外匯儲備減少的量，近兩月流出我國的資金超過了800億美元。例如，一些以中國的房地產為主要投機對象的資金撤離中國市場，造成一些地區的房地產價格下降。
這次金融危機，我國的金融資產和實體經濟都受到沖擊，市場的信心面臨挑戰。金融危機的形成和發生自有其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內涵，心理動力是人類行為的決定因素，經濟活動也不例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信心危機。「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應對百年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同樣需要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品格和堅強的信心。沉著應對，採取對策，克服困難，不僅可以使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而且還會通過戰勝危機使我國的經濟水平邁上一個新台階。
溫總理多次強調，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來勢迅猛，並持續蔓延。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我國產品的外需急劇減少，出口增速明顯下滑。面對日趨嚴峻的形勢，中央確立了一個重要方針，就是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作為首要任務，將立足點放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上。及時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果斷出台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統籌兼顧，把擴大內需與保持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
當前，中國最需要救助的是企業，企業良好的運營能夠促進就業，保證民生。政府和銀行機構應該大力救助發生資金困難的企業，特別是那些民營中小企業。救企業就是救那些提供就業崗位的載體，保障就業，就可以穩定人心，提高信心。銀行應該改革信貸體系，放寬貸款擔保條件，加大資助力度，這也是銀行應盡的社會責任，也是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四、中國企業面對金融危機的發展戰略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也是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能動力量，既要立足當前千方百計開拓市場、穩定生產，又要著眼長遠推動轉型升級，增強發展後勁。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發展，世界經濟調整也不斷加快。企業要在應對危機中發現和培育有利因素，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具體來說，不同的企業在金融危機面臨的形勢不同，戰略措施也不同。
(一)國有大中型企業
國有大中型企業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分析形勢，積極應對挑戰，繼續深化改革，增強創新能力，加強企業管理，為維護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作出表率作用。
國有企業要把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和提高質量效益作為中心任務，把這次金融危機視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良好機遇，以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優化結構為主攻方向，大力推動中央企業布局和結構調整，做強做大做優中央企業，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影響力和控制力。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推進技術改造為重要手段，加快改造傳統產業，積極發展先進裝備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實現關鍵核心技術新突破，開發高新技術產品，提高整體經濟實力。
加快「走出去」步伐，以開拓國際國內市場為根本途徑，提高國際資源配置能力，提升國際化運作水平；履行社會責任，確保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和服務的生產供應，盡量做到不減員。目前，面對金融危機帶來的困難，國資委要求央企要力爭做到減薪不裁員，歇崗不失業。企業面臨危機未必要先裁員，採取適當的降薪措施同樣可以緩解企業的運營壓力。從薪資體繫上進行調整，比直接裁掉員工減少成本更科學。因為危機過後，企業擴大生產再次招人、培訓，就面臨著更多的重復投資。
同時國家採取一些政策措施扶持重點行業，比如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緩解成本壓力；加大信貸支持力度，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鼓勵和支持企業抓住金融危機的時機，在重點行業的企業進行兼並重組，不違背反壟斷法的情況下，實現強強聯合；培育優強企業，提高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充分挖掘國內市場特別是農村市場潛力，拉動消費帶動生產。
(二)出口導向型企業
目前全球出現的金融危機是一個系統風險，企業無論大小都要受到沖擊，危機給企業帶來的一大重要影響就是資金的短缺，貸款更加困難，抑制了多數企業的日常運作和業務的做大；另一大重要影響就是危機降低居民的收入，削弱消費能力，這對出口企業帶來直接的沖擊就是訂單減少，還款延緩，市場狹小，利潤微薄，且會引起惡性循環。
出口導向型企業要從自身做起，制定轉型升級的戰略規劃，通過改進管理、節約開支和激勵員工提高效率等方法抵禦危機。在出口方面除了得益於國家上調出口退稅率增加部分收入外，主要還是靠技術創新、提升核心競爭力，積極通過市場多元化擴大出口。拓展多元化的出口途徑是可行而且有效的，第一，人民幣在過去幾年對美元升值，但對歐元、加元、澳元等是貶值的，有利於中國企業擴大對這些地區出口；第二，中東、非洲、拉美地區以及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經濟快速增長，雖然也會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仍有增長，應該作為中國出口企業的目標市場；第三，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低檔商品，多數是生活必需品；收入減少時需求下降的首先是高檔商品，其次是低檔商品，因此在各國企業都受沖擊的情況下，金融危機對中國部分企業的沖擊相對來說並不大，中國企業應致力於市場多元化以保證出口量的增長。
同時，出口企業除致力於擴大出口額外，還應該積極擴展內銷市場，以國內市場的增長彌補外部市場的下降。鑒於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趨勢，宏觀政策將力促投資和消費增長，政府支出的規模也將擴大，以拉動經濟增長。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將使中國企業免受或減少金融危機的影響。
(三)民營中小型企業
金融危機下，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難可能比大企業還要嚴重，包括產業結構矛盾還比較突出，融資難、貸款難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企業內部的抗風險能力亟待提高。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小企業的重視非常不夠，很多重視僅僅是在口頭上，實際行動卻很少，其本質是長期以來對於民營企業根深蒂固的歧視。由於中小企業在提供就業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當前逐漸受到關注。有專家更是指出：「現在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希望藉助這場金融危機能解決我國中小企業國民待遇問題。對於中小企業來說，需要在國民待遇上實現突圍。」
救助中小企業，緩解生產經營困難。需要相關部門在融資、出口退稅、技術革新等方面出台更多的政策進行扶持，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引導企業轉型。對於目前中小企業最突出的融資難問題，要加快推進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難問題。銀行要根據中小企業短、頻、急這樣的貸款特點，改革銀行的信貸體系，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同時，政府、金融機構和民間資本應提供小額信貸鼓勵和支持破產、失業人員再創業。
金融危機「寒流」，也許會給中國中小企業「走出去」帶來難得的戰略機遇。全球金融危機造成國際購買力下降，人民幣升值不僅影響外資到中國采購原材料，而且影響中國製成品出口。此時，對於中小企業來說，開展海外投資，實現當地生產、當地銷售是很好的時機。一方面，可以避免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出口劣勢；另一方面，有競爭力的產品直接到國外銷售可以降低出口成本，繞開貿易壁壘。國外一批遇到了發展「瓶頸」的中小型製造業也亟須中國這樣具有製造優勢的合作夥伴。

G. 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是什麼

謂經濟體制主要是指某種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所採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採取的具體組織形式或經濟管理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國傢具有對經濟管理的特殊職能，所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同時是指社會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領導和管理的具體制度和方法。

我國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具有以下特徵：（1）在所有制結構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占絕對支配地位；（2）國家機關和行政部門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實行決策並進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從中央到地方，從部門到企業，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經濟活動以縱向聯系為主；（3）經濟發展按計劃進行，實行指令性計劃，計劃層層下達，貫徹執行，國民經濟的運行，主要依靠計劃調節，不重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實行實物指標管理，不重視利用價格、稅收、信貸、工資等經濟杠桿對經濟發展中的作用；（4）在分配關系中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等。

這種集中型的經濟體制是在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形成的。它的出現，一方面是我國本身歷史條件的因素，即解放前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中，對經濟實行的集中統一的領導與管理，而這種制度在解放後繼續實行；另外，主要是50年代照搬蘇聯經驗的結果。

當時這種經濟體制，對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初步改變我國經濟的落後面貌曾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這種經濟體制的缺陷和弊端就逐漸顯露出來。

我國原來的經濟體制在實踐中，發現存在的缺陷主要如下：

（一）國家行政機關權力過於集中，企業處於無權地位，成為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缺乏主動性，不能發揮積極作用。企業按國家下達的各項指令性指標進行生產，產品大都由國家的商業部門、物資部門和外貿部門統一收購和銷售。企業的固定資產基本折舊基金全部上交國家財政，企業利潤也全部上繳，虧損由國家補貼。企業幹部歸地方管理，勞動力由勞動部控制。這樣，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被否定，企業不能按社會經濟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活動，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和完善企業內部結構和機能，也不能根據市場的需要及時改變產品型號、規格，更不能獨自擴大產品的品種等。總之，企業在人、財、物、產、供、銷上，都缺乏應有的權力，對虧損也談不上什麼責任。於是就變成了一個消極的個體，喪失了內在的活力和動力。

城鎮的集體企業，雖然其生產資料所有權名義上是歸集體所有，但支配權實際上還是操在國家的各級地方主管機關的手中。國家主管機關對所管轄的集體工業企業、有權象對待國營企業那樣向它們下達指令性經濟指標和生產計劃，並統一分配勞動力。地方主管機關還有權對它們進行調整、改組、合並、轉產等。集體工業企業，進行擴大再生產的規模，基本建設等都需要經地方主管機關的批准。利潤的分配和使用，屬於區以上的集體企業，利潤全部上繳，由地方主管機關統一支配和使用，街道所屬企業，其利潤的相當部分或絕大部分（甚至全部）也要上繳給地方主管機關。即使留給企業的那部分利潤，其使用，也不從企業需要出發使用，而是要從整個地區的需要出發，實際上也是由國家地方主管機關統一支配使用。所以，城鎮的集體企業，也差不多變成國家地方行政機關的附屬物了。
（二）國民經濟（主要是國營企業）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劃管理，造成條塊分割嚴重，自成體系，割斷了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這種體制過分強調垂直領導，因而造成部門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互相封鎖，阻礙了合理的經濟聯系。同時由於切斷了橫向的內在的經濟聯系，也就迫使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自成體系，阻礙了綜合利用和專業化協作。而不搞綜合利用，必然造成大量浪費。另外，橫向經濟聯系被切斷，自成體系，還造成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重復建設，重復生產，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並且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還有，這種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劃管理的體制，割斷了企業之間橫向內在的經濟聯系，使企業與企業之間不能直接見面，因而造成企業之間辦事困難，降低了企業活動的效率。

（三）實行自上而下指令性計劃制度，管得過死，使產銷脫節，產需脫節，不能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要。這種體制把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制定指令性計劃指標，層層下達，地方和企業必須根據上面下來的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產，不能根據實際社會需要來安排生產，合理地使用人力和物力，往往造成損失和浪費。國民經濟是錯綜復雜的，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企業越來越多，企業內部分工越來越細，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也越來越密切，產品的品種、規格更是不計其數，而且技術條件與社會需求又在經常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只靠一個計劃中心，很難適應這種千變萬化的社會需求。企業所需生產資料，大部分由國家統一調撥，企業的產品，由國家和國營商業統一購銷，這樣，生產者與消費者不能見面，往往造成產需、產銷發生脫節，許多產品不適銷、不對路，造成積壓。需要的產品因生產不足而脫銷。即使已經出現產品滯銷的情況，企業也無權根據市場的需要而轉產，因而造成大量浪費。

（四）大包大攬，統收統支，搞平均主義。這種體制在計劃上是大包大攬，財政上統收統支，企業的收入，包括企業的純收入和基本折舊基金，全部或大部上繳。企業發展生產、職工福利等開支，則向上申請，由國家撥給。國家對企業無償供給固定資產和大部分流動資金，企業則對資金的使用效果可以不負任何經濟責任，企業的職工的勞動生產也與物質利益不掛鉤，而且企業還不得隨便辭退職工，企業不管盈虧如何，職工工資都得照發，職工沒有任何積極性，浪費國家資財到處可見。
以上是原來的經濟體制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正因為有些弊端存在，所以舊的經濟體制必須進行改革。

H. 如何從黨性觀念分析問題產生原因

注重黨員黨性修養，重視作風建設，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胡錦濤同志指出，領導幹部作風問題，說到底是黨性問題。加強領導幹部黨性修養，樹立和弘揚優良作風，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保證。黨政機關擔負著領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職責，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戰略部署要靠各級黨政機關組織貫徹執行，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既是關系國計民生的許多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者，又是黨和國家各項政策措施的組織實施者。因此，認真檢查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並深刻分析原因，對於進一步加強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發揚優良作風，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對於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更好地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一、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長期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加強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隨著新時期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不斷推進，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意識普遍增強，黨性修養不斷提高，以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為核心的優良作風不斷發揚光大，先後涌現出大批像孔繁森、鄭培民、牛玉孺等這樣的優秀領導幹部，成為當代機關黨員領導幹部的楷模。在調研中我們感到，當前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狀況總體是好的，主要表現在：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堅定，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弘揚改革創新精神，求真務實，自覺踐行科學發展觀;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武裝頭腦，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努力運用科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堅持群眾路線，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權力觀、政績觀，自覺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講大局、講民主、講覺悟，自覺維護和促進領導班子的團結協調;發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堅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積極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等等。實踐充分證明，正是由於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樹立了良好的思想道德修養和作風，才保證了我們黨始終保持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始終保持先進性，不斷增強執政能力，推動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在看到主流的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機關黨員領導幹部在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黨的形象和黨的事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認真加以解決。這些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1、黨性觀念和宗旨意識淡薄。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有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淡漠，缺乏使命感，貫徹執行中央方針政策和上級部門決策打折扣，常常以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利益甚至個人利益為本位，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扭曲，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自己謀私利，搞山頭主義，拉票賄選，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有的把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拋到九霄雲外，不能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能堅持以人為本，嚴重脫離群眾，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對群眾利益麻木不仁，對群眾呼聲和要求置若罔聞，有的甚至置群眾生命安全於不顧;有的缺乏服務群眾的意識，遇到群眾辦事和反映問題，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態度「生、冷、硬」，官腔官氣，等等。這些都嚴重影響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嚴重削弱黨的執政基礎，損害黨的事業。2、思想因循守舊、不思進取。改革開放以來，黨不斷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但一些領導幹部依然觀念保守，思想僵化，缺乏開拓創新精神。有的教條主義思想嚴重，講話、辦事首先找經典依據，沒有經典依據，就不敢越雷池半步，缺乏創新意識;有的經驗主義思想嚴重，遇事總按經驗辦，不敢突破「慣例」，不顧時代、形勢和現實情況的變化，怕擔風險，怕動腦筋，工作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有的不尊重客觀規律，思想脫離實際，不講實事求是，不認真搞調查研究，主觀主義嚴重，閉門造車，隨心所欲，盲目決策，急功近利;有的小農思想意識嚴重，小富即安、小進則滿，固步自封、不思進取，事業心不強，工作缺乏激情，不求有所作為，等等。3、學習風氣不夠端正。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在各種燈紅酒綠的誘惑面前，心不沉、氣不靜，忽視黨的理論和科學知識學習，疲於應付文山會海，熱衷社會交往，理論素養和知識修養亟待提高。有的對學習採取實用主義態度，根據自己需要任意裁剪，斷章取義，為我所用，誤導幹部群眾;有的學習動機不純，把學歷當作晉升的敲門磚，滿足於弄一張文憑作為要求組織提拔的資本，或者把學習當作擺設，當作裝潢自己形象的工具，附庸風雅，嘩眾取寵;有的學習理論不扎實、不深入，淺嘗輒止，滿足於一知半解，沒有解決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問題;有的理論與實際相脫離，常常用理論裝點門面，講起來誇誇其談，而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十分有限，遇事力不從心，無所適從，甚至束手無策，等等。4、工作作風漂浮，形式主義嚴重。一些黨員領導幹部責任心不強，對工作不負責任，作風漂浮，敷衍了事，得過且過。有的政績觀錯誤，亂鋪攤子，習慣於做表面文章，擺花架子，熱衷於搞
「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績工程」，沽名釣譽，勞民傷財，欺上瞞下，虛報浮誇;有的科學決策的能力不強，在重大問題決策時不徵求意見，不做可行性論證，而是靠拍腦袋，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亟待提高;有的不認真履行崗位職責，該作為的不作為，不該作為的亂作為;有的陷於文山會海，表面看起來忙忙碌碌，實際是沒有效率;有的習慣於整天浮在機關開會、批文件、聽匯報等，沒有下功夫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即使到基層，也是蜻蜓點水、浮光掠影，不是用心和群眾交流，沒有真正問需於民、問政於民、問計於民，等等。5、領導作風或獨斷專行，或軟弱渙散。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無視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忽視黨內民主建設，不注意發揮領導集體的作用，常常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作風專斷,搞家長制、「一言堂」;一些領導幹部則軟弱無剛，好人主義嚴重，在錯誤面前不敢堅持原則，對錯誤言論不敢理直氣壯批駁，對錯誤行為不敢大膽抵制，對腐敗現象不作堅決斗爭，患得患失，明哲保身，喪失了共產黨員應有的立場和正義感，等等。6、生活作風鋪張浪費，奢靡腐化。一些黨員領導幹部背離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工作、辦事總要講排場，比闊氣，不計成本，不講節約，鋪張浪費嚴重;有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法紀觀念淡漠，道德防線失守，追求低級趣味，生活作風不檢點，貪圖安逸，追求享受，吃喝玩樂，恣意揮霍，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貪婪成性，腐化墮落，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等等。以上這些問題，雖然只是發生在機關極少數黨員領導幹部身上，但其惡劣影響和消極後果不可低估。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受到影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就難以順利實現。二、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機關黨員領導幹部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既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又有復雜的思想根源，同時有制度、管理等方面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經濟體制轉軌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一些領導幹部思想造成沖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快速轉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既給人們生活帶來巨大沖擊，也給人們思想帶來強烈振盪。社會分化明顯，社會利益主體、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體系多元化，不同人生觀和新舊價值觀對流整合、相互交織;同時市場競爭、利益導向以及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等現實問題的存在，致使少數領導幹部心理失衡，從而導致一些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動搖、價值取向異化和社會行為失范。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浙江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等，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不起各種利誘和考驗，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成了獲取個人利益的工具，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二是封建主義殘余文化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對一些領導幹部思想帶來消極影響。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有許多是民族優秀文化的精華，但也有些屬於封建文化糟粕，如官本位、光宗耀祖、封妻蔭子、「厚黑學」、官場權術等，一些領導幹部缺乏鑒別力，不加分析地將這些封建文化理念奉為人生信條，他們不思為民謀利，卻熱衷於陞官發財、當官做老爺，追名逐利，投機鑽營，以權謀私，完全不顧黨和人民的利益。同時改革開放後，西方資本主義一些腐朽落後文化乘勢而入，特別是國外各種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大肆造謠煽動，蠱惑人心，宣揚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嚴重侵蝕廣大幹部思想，導致一些領導幹部盲目轉向崇拜並追求資產階級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和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造成他們無視黨紀國法，喪失黨性原則立場，大肆受賄，瘋狂斂財，利令智昏，徹底淪落為黨和人民的罪人。三是黨長期執政容易導致一些領導幹部逐漸淡化黨的宗旨意識並產生脫離群眾的傾向。黨的作風建設的客觀依據主要是由黨所處的地位、環境和黨肩負的任務以及黨的隊伍基本狀況所決定的。在奪取全國政權後，黨的地位和所處的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長期執政的黨。建國以來黨和國家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黨員幹部地位的變化和黨員隊伍結構的變化，使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少數黨員領導幹部容易滋長驕傲自大情緒，他們眼裡不再有群眾，動不動對群眾頤指氣使，漠視群眾利益，逐漸淡化了黨的宗旨意識，產生了脫離群眾的傾向。一些領導幹部長期缺乏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系統教育，缺乏在艱苦環境和做基層群眾工作的實踐鍛煉，導致同人民群眾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夠堅定，對群眾的感情不夠深厚，密切聯系群眾的自覺性不夠強。一些領導幹部長期缺乏憂患意識，把黨的執政視為理所當然，認為只要黨掌握政權就可以萬事大吉，不再需要像戰爭年代那樣時時處處和群眾打成一片，於是在工作中就不願主動深入基層傾聽群眾意見和要求，處理問題首先是從局部利益、小團體利益甚至個人利益出發，而不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因而導致不時引發干群矛盾沖突。四是一些領導幹部不重視理論學習，放鬆對主觀世界的自我改造。內因是變化的根據。一些領導幹部出現不良作風和腐敗行為，歸根到底是他們自身出了問題。其思想根源是忽視黨的理論學習，不重視黨性鍛煉和黨性修養，放鬆了對主觀世界的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沒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沒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和政績觀，在改革開放和深刻的社會變革面前，思想境界、價值取向以及道德觀念等發生了嚴重扭曲和錯位，沒有經得起權力、金錢和美色的考驗。可以說，理想信念動搖，思想蛻化變質，是一切腐敗分子的最終思想根源。五是對領導幹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工作存在一些不足。領導幹部作風出問題，首先從思想上反映出來。目前對領導幹部的學習教育常常強調的多，但檢查落實不夠，沒有真正把領導幹部學習教育的實際效果同考評、管理和使用結合起來，導致一些領導幹部總是習慣於在學習上做樣子、走過場。領導幹部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實尚不夠到位，領導幹部問責制執行還不夠嚴格規范，對領導幹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的關口前移工作還有待進一步改進。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作風方面出問題，事前往往缺乏教育、管理和監督，發生小問題不夠重視，出問題後處理過於寬泛，根本起不到警示他人的作用，甚至會助長一些人心存僥幸、鋌而走險。同時機關黨員和廣大幹部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民主權利沒有得到很好落實，造成「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紀檢監督太晚」的情況屢有發生。六是一些制度和體制機制還不夠健全、完善。鄧小平曾說，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改革開放以來，黨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現實需要相比，一些制度和體制機制還不夠健全、完善，如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制度，領導幹部監督制度，領導幹部問責制度，領導幹部作風考評機制，領導班子重大問題決策機制，等等，尚需要進一步改進完善。由於制度缺失，體制機制不健全，造成一些領導幹部常常為牟取私利挖空心思、想方設法鑽制度的空子，實施權力尋租，進行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這些都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認真思考。

I.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體制演變史實的原因和評價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體制發生的變化：
1、由私有經濟占優勢變為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形成。
2、由單一公有制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變化的原因：
1、三大改造的完成，受斯大林體制的影響。
2、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決策，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斷深入。
3、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
4、為了更好的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
三、評價：
1、經濟體制變化的有利方面：
①、有利於我國將有限的資源進行重點建設，順利的過渡經濟困難時期。
②、有利於工業化資金的積累，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
③、有利於引導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形成比較齊全的國民經濟體制。
④、有利於抵制商業投機活動和穩定物價，保證人民的正常生活，維護社會穩定。
⑤、有利於增強了企業活力，解放了生產力。
2、經濟體制變化的不利方面：
①、主觀上追求「一大二公」，急於完成工業化，經濟建設方面缺乏經驗。
②、它超越了歷史發展階段，使企業失去了活力。

J. 分析羅斯福、戈爾巴喬夫經濟體制改革結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羅斯福新政：
①整頓財政金融體系：銀行休業整頓，恢復銀行的信用，這是一種應急性措施，旨在迅速穩定金融資本市場。真正具有改革性意義的措施則是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和赤字財政政策，它實際上是凱恩斯貨幣理論的具體實踐。這一貨幣政策的推行必然是宣布美元貶值。美元貶值可以提高美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從而刺激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有利地促進美國國內公共工程事業的發展。龐大的工程開支，來自於政府的財政干預，部分開支就是美元貶值造成通貨膨脹所得。但是由於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美元貶值必然加劇其它各國的經濟困難，推遲了他們的經濟復興。

②加強對工業的計劃指導。中心措施是通過工業復興法，其目的在於防止盲目競爭引起生產過剩。但並未觸及企業的所有制。其中有關工資標准和工作日時數的規定，則起了擴大消費、提高生活水平、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③調整農業的政策。實際上是政府通過獎勵補償等手段來壓縮農業產量，調整農業生產結構。這樣有利於穩定農產品價格，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利於環境保護。國家收購農產品等措施則起了國家監督調節經濟的作用。

④推行「以工代賑」。興辦公共工程等系列措施，實際上通過擴大內需來刺激生產發展，起到了調節生產與消費矛盾的作用，同時由國家調節再分配。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政治：維護布爾什維克主義，維護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經濟：緩解人民內部矛盾。解決美蘇爭霸的後遺症.

任何歷史現象的終極原因都應從現實經濟生活中去尋找，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對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民族問題激化原因的考察，也應遵循這一原則。現在看來，戈爾巴喬夫時期民族矛盾之所以如此激化，並導致蘇聯解體，最根本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僅未能重新驅動停滯已久的蘇聯經濟，反而使它陷入空前的危機。
一、半途而廢：經濟改革的啟動與重心的轉移
1985年3月，在疾病纏身、無所作為的老人契爾年科辭世後， 蘇共把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推上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從此，蘇聯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戈爾巴喬夫受命於蘇聯與發達國家差距拉大的「停滯」時期，面對處於危機邊緣的國內形勢，他上台後針對蘇聯經濟長期停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非常緩慢的狀況，1985年4月， 在他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舉行的第一次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了加速經濟發展和進行改革的主張。把加強紀律、提高科技水平和以推動經濟改革為主要內容的搞活經濟措施作為最優先的課題。1986年2 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進一步提出了徹底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要求，制定了實現四月全會提出的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構想的基本工作方針，通過了長期的大規模行動計劃，即「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速度是該戰略的核心問題，它規定到本世紀末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翻一番，為達到此目標，年平均增長速度必須保持 4.7％。另一個突出特點是，仍然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規定優先發展機床、儀表、電子、機電等工業部門。為了落實加速戰略和經濟改革方針，1987年6月，蘇共再次舉行中央全會， 討論了經濟改革的具體措施，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討論了《國營企業法（草案）》，確定了從企業改革入手，自上而下推行經濟改革的道路。在接著舉行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通過了《國營企業法》，規定「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企業應轉入經濟核算，自負盈虧，自籌資金和工人自治。1987年7月， 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又通過了有關經營管理的十項決定，其中包括計劃、科技、物資供應、財政、價格、銀行統計、物資生產部門的部、加盟共和國管理機關、勞動與社會等十個領域的改革方案，每項決定都闡述了改革的原因、目的、任務和具體措施。
應該說，這一階段蘇聯提出的經濟改革方針，其目的是改變過去舊的一套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式，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此，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和蘇聯經濟學界在經濟理論上也改變了過去幾十年來的一些僵化觀點，譬如，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會「自動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觀念，提出了兩者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使其適應生產力的需要；在所有制問題上，不再把單一公有制的優越性絕對化，強調完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主張讓多種所有制包括個體經濟和合作社所有制與公有制並存，相互展開競爭；破除了對商品經濟和市場作用的長期偏見，主張必須重視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等。問題在於，第一，「加速戰略」側重於加快經濟增長速度，而加快的重點仍放在重工業上，結果是業已畸形的經濟結構更不合理；第二，微觀改革要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但宏觀調控機制上未能給企業自主經營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結果企業經營體制改革往往處於空轉狀態；第三，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過程中，措施不配套，未能加強企業的經濟責任，導致企業任意破壞經濟合同，提高產品價格和工資基金，從而破壞了國家計劃並使職工貨幣收入連年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於是改革頭三年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在增長，而國內市場供應不僅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在這種情況下，本應認真總結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找出問題的症結，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繼續把經濟改革堅定不移地深入下去。但戈爾巴喬夫卻認為經濟改革之所以出師不利，就是因為舊的政治體制在起阻礙作用，因此必須進行政治改革，「打破這一體制」。於是，1988年6月，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匆匆把政治改革推出了台，試圖以政治改革促進經濟改革。
由於改革重點的匆忙轉移，以及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和路線的錯誤，結果導致了蘇聯政局動盪，不是政治服務和服從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而是使經濟改革從屬於政治斗爭的需要。經濟改革方案的爭論轉化為政治斗爭，權力之爭取代了經濟合理性的考慮，經濟改革變成了政治、權力斗爭的附屬品和犧牲品， 以致經濟改革和建設難以正常進行。 從1988年下半年起，蘇聯經濟形勢日益惡化，到1989年經濟發展勢頭已逐月下降，進入1990年後， 蘇聯經濟甚至出現了戰後第一次負增長， 與1989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分別下降2％、4％、1.2％。內債增加到5500億盧布。外債達700億美元（1989年的數字是4000億、560億），外貿逆差為100億盧布。1991年上半年，與1990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總值又分別下降10％、12％、6.2％。年底內債增至10000億盧布，外債高達1200億美元。頭十一個月，外貿額比上年同期減少36.4％，其中出口下降30.7％，進口下降41.7％。與此同時，財政赤字也急劇增加，從1986—1988年的年平均430—440億盧布，增加到1989年的920億盧布，相當於國家預算支出的1／5 和國民收入的1／10。1990年則突破了1000億盧布大關。1991 年預算赤字（包括共和國在內）高達3000億盧布，比年初議會批準的267 億盧布赤字額高出10多倍。由於缺乏彌補財政赤字的經濟機制，只能求助於印發鈔票。1989年發行貨幣180億盧布，比1988年增加了50％。1990 年計劃將貨幣的發行量降到100億盧布，但實際上卻發行了250億盧布。1991年貨幣的發行量更是高的驚人，頭11個月就高達1025億盧布，為計劃發行量（70億盧布）的14.6倍。貨幣發行量的嚴重失控，勢必引起通貨膨脹，而商品的全面短缺和消費基金超過經濟發展的過猛增長，更加劇了通貨膨脹的程度。1989年，1盧布貨幣只有0.18盧布的商品保障， 在消費品籃子里的1200類商品中，除150類之外，其餘1050類都是短缺的，即90 ％以上的商品短缺。在221種食品中，只有23種能隨便買到， 其餘都要通過「走後門」、多花錢或憑票證才能買到。到1990年，1盧布貨幣僅有0.13盧布的商品保障， 一些共和國首府和33個州（邊區）中心被迫對肉、黃油、糖等食品實行各種憑票定量供應辦法，蔬菜、水果、肉類等在集體農庄市場上的價格比國家牌價約高7倍，甚至1990年十月革命節當天，在列寧格勒全市竟然買不到麵包，全年的通貨膨脹率為20％。1991年，日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比1990年增長了1.4倍， 集貿市場價格增長兩倍，而黑市和議價貿易的價格則超過零售貿易價格9倍， 上半年通貨膨脹率為33％，8月份以後每天的通貨膨脹率甚至達2—3％。
蘇聯經濟狀況的空前惡化，使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除少數「影子經濟」投機倒把者外，居民普遍感到生活日益困苦，過去極容易滿足的需要，現在成了奢望。到1991年，根據官價計算，最低生活費已從每月130盧布上升到320盧布，考慮到部分商品要從自由市場高價購買，估計最低生活費約需400盧布。這樣一來，有1／3 至一半的蘇聯人處於官方貧困線以下。在蘇聯所有共和國，生活水平下降最大的是喬治亞（26％）、吉爾吉斯（25％），最少的是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14％）。調查表明，亞美尼亞、塔吉克的一半以上家庭人均每月吃肉不到1 公斤，喬治亞、亞塞拜然和烏茲別克有1／3的家庭也是如此。對此，蘇聯報刊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度過了將近七年的時間，給我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這個被稱為蘇聯的世界大國分崩離析，第二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第三是80％的人進入貧困線，百萬貧困者流落街頭。（註：蘇聯：《蘇維埃俄羅斯報》，1991年12月27日。）經濟的惡化和生活的貧困，使人民普遍感到不滿，也越來越失去忍耐性，這種情況在蘇聯的民族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當各族人民的現實經濟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們的積怨和不滿，就會通過民族主義——這種對他們來說極易感受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因為千百萬人的價值取向，歸根到底以物質利益為轉移，經濟的困境最終會使一切舊的東西死灰復燃。
二、不辨主次：聯盟中央與地方的經濟利益調整
在談到戈爾巴喬夫不成功的經濟改革對民族關系的影響時，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問題，即聯盟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經濟利益調整問題。
長期以來，蘇聯實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應該說，在各民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在一定時期內對於盡快調整生產力的布局，加快落後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可發揮很大的作用。蘇聯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先後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對民族地區和落後地區生產力布局進行了重大的調整，加速了各民族共和國的工業化進程，改變了這些地區經濟十分落後和全蘇生產力布局極不平衡的狀況，從而加強了整個多民族的蘇聯的經濟實力，成就是巨大的。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表明，由於這一經濟體制本身固有的弊端，它的長期實行，給蘇聯民族關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相當嚴重的。
首先，在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聯盟中央對地方經濟具有壟斷權。在規劃和建設中，往往只強調國家的利益，忽視民族和地方的利益，忽視不同民族地區的不同情況和特點，採取一刀切的經濟政策，從而剝奪了各民族共和國根據自身特點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力，嚴重損害了它們的民族利益。譬如，蘇聯在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過分強調「區域分工」和「經濟專業化」，致使各民族共和國的經濟結構逐漸脫離了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自然環境的特點等這些對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因素，使一些共和國喪失了自己的比較經濟優勢而演變成單一畸形的經濟，給這些共和國的經濟和生態平衡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其次，蘇聯長期推行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強調統一的指令性計劃，完全排斥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採取「平調」政策，企圖用行政手段拉平落後民族地區和先進民族地區的差距，沒有把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建立在科學的經濟核算的基礎上，從而使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公正原則，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極後果，在先進民族和落後民族中都產生了不滿情緒。先進的民族共和國有人埋怨自己付出的代價「太多了」，而落後的民族共和國則有人埋怨自己所得到的「太少了」。由於不按價值規律辦事，缺乏科學的經濟核算，結果，到底誰多得誰少得的問題無法計算清楚。
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給落後民族地區帶來的不良後果還表現在，中央各部在各共和國建設工礦企業不和共和國商量、不考慮共和國居民生活的需要、不顧當地的土地、人口、生態的承受能力等等，結果是一些共和國境內的工礦企業增多了，但共和國的主體民族卻未受益，相反是環境遭污染，文物遭破壞。
然而，戈爾巴喬夫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初強調的只是橫向權利的調整，即中央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的權利劃分，卻忽視了縱向的權利調整，即中央政府與共和國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利劃分。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的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改造經濟機制的任務中，只強調兩個方面：一是強調中央集中領導經濟的效率，加強中央在實現經濟戰略目標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強調擴大聯合公司和企業的獨立自主性范圍，使它們轉向完全的經濟核算、自負盈虧和自籌資金。至於加盟共和國和地方政府的權益則被忽視了。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戈爾巴喬夫在猛烈抨擊高度集權體制的同時，便無法迴避聯盟中央對加盟共和國嚴加控制使其很難自我發展的事實。於是，在各加盟共和國和地方政府的壓力下，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聯盟中央在缺乏深思熟慮和明確標準的情況下，便匆匆提出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問題。
對於分權過程中聯盟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內在主次關系問題，戈爾巴喬夫最初的提法是「沒有強大的聯盟，就沒有強大的共和國」，這表明聯盟中央下放給加盟共和國一部分權力，但聯盟仍居於主導地位。而葉利欽卻與之相對提出了「沒有強大的共和國就沒有強大的聯盟」。1989年9月蘇共民族問題中央全會通過的蘇共民族政策綱領中， 把上述兩種提法和在一起，認為，「沒有強大的聯盟就沒有強大的共和國；沒有強大的共和國，就沒有強大的聯盟這個公認的公式，體現了作為蘇維埃聯邦基礎的主要思想。」這樣一個折中的提法固然說出了聯盟中央與加盟共和國之間的辯證關系，但卻看不出二者的主次之分，客觀上為各加盟共和國爭奪主權，把共和國法律置於聯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據。1990年6月12日，由葉利欽帶頭搞了個《俄羅斯聯邦主權宣言》， 接著其他共和國起而效尤。面對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向聯盟中央搶權的局面，戈爾巴喬夫繼續退讓，提出了成立「主權國家聯盟」的設想，這時聯盟已經退居次要的地位。此後直到戈爾巴喬夫下台的一年多的時間里，戈爾巴喬夫所想的已不是如何在聯盟與加盟共和國之間分權，而是聯盟一味地向共和國讓步。為了保住形式上的統一，甚至退到搞聯邦也可以的地步。從1988年蘇共二月全會提出分權到聯盟解體的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分權的提法發生如此之大的變化固然與國內形勢變化有關，同時也反映出戈爾巴喬夫在這事關重大的問題上，缺乏統盤考慮和明確的目的。
蘇聯是個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各加盟共和國和其他自治單位絕大多數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組成的，因此，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忽視共和國和地方政府的權益，不但得不到它們的支持，反而會助長主體民族的抵觸情緒，給民族分離主義提供土壤。同樣，如果無視全蘇的統一利益，一味地強調共和國和地方政府的權益，給民族關系帶來的影響也將是十分有害的。回顧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經濟改革，起初表現為對長期存在的中央集權過多，加盟共和國和地方政府權益有限狀況的漠視，致使一些加盟共和國特別是一些發達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謀求經濟獨立自主表現出來。爾後，在經濟形勢惡化、聯盟與共和國矛盾加劇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又走了另一個極端，試圖通過全面的放權來安撫各個地方，以維護聯盟的統一。首先，在各加盟共和國要求經濟自主權的壓力下，改變土地和自然資源歸統一聯盟國家所有的憲法規定，逐漸承認它們是各加盟共和國不可剝奪的財產；其次，改變原來的預算體制，規定凡位於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的稅收全部上繳共和國預算，然後再由各共和國根據聯盟的需要向聯盟上繳一定比例的收入，致使聯盟財政由共和國控制並依附於共和國財政；再次，在國營企業隸屬關系的變革上，戈爾巴喬夫基本上是沿著破除條條專政即中央部門控制，擴大塊塊專政即加盟共和國或地區控制的思路搞的。由於經濟改革未能使企業成為享有自主權的實體，因此，在聯盟將管理權下放給加盟共和國時，必然會形成加盟共和國對企業的全面控制。隨著聯盟中央各種經濟許可權的喪失和各加盟共和國經濟實力的壯大，聯盟中央也就失去了左右局勢的物質基礎。當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在各民族共和國掌權並把握經濟命脈之後，也就有了向中央鬧獨立的資本，此時，聯盟的命運也就只能取決於各加盟共和國了。
三、顧此失彼：對商品經濟給民族過程帶來的消極作用缺乏清醒認識
在戈爾巴喬夫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對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給蘇聯民族問題帶來的消極影響，蘇聯黨和政府是有一定認識的，並在實踐中更多地注意價值規律的作用，試圖通過商品經濟的培育和發展，避免和糾正計劃經濟給民族過程帶來的一系列消極的影響。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正確性，並不意味著民族關系領域不會再出現問題和矛盾。對此，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黨和政府缺乏清醒的認識。
從比較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打破——形成——再打破的螺旋式的發展過程。隨著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打破了封建的割據，形成了民族范圍也即國家范圍的統一市場。統一市場是形成現代民族的經濟紐帶。伴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民族（或稱國家）范圍內的市場又被打破，它們都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去，也即進入世界市場的大循環中去。這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生產、消費、流通分配的「社會化」結果。它使民族壁壘不斷地被打破，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在減少；各民族之間互相協調，加強合作，給這些民族國家帶來了好處——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促進了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日益接近，為將來走向「民族融合」提供了物質基礎。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商品經濟對民族過程具有雙重作用，即在一定條件下它可以使民族過程分化，例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覺醒，民族國家的建立；在另一種情況下，它也可使民族過程聚合，例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增多的民族的交往，有利於消除民族間的隔閡，從而使民族壁壘被不斷地打破。因此，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以商品經濟的力量去沖破民族的壁壘，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頁。）的同時， 必須對商品經濟的分化作用保持足夠的警惕，將其危害性限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
在戈爾巴喬夫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未能對商品經濟與民族過程的雙向作用予以全面的認識，他們看到的只是從斯大林到八十年代中期固守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完全排斥價值規律、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從而使各民族共和國與各自治實體之間缺乏商品經濟這個環節來加強它們的經濟聯系，許多民族成員完全游離於商品經濟之外，因而無法樹立統一市場內的共同利益觀念，使各民族之間缺乏經濟利益的內聚力這一弊端，而忽略了商品經濟發展給民族過程帶來的分化作用。正是這一極端片面的認識，導致戈爾巴喬夫時期在發展商品經濟時，片面強調經濟效益、經濟核算，提出各共和國「貢獻多少、取多少」的原則，這就助長了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放縱了它對民族過程的分化作用，客觀上誘發了一些發達的民族共和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造成各民族共和國對政治、經濟主權的爭奪。戈爾巴喬夫時期在發展商品經濟時的誤識，與其前對商品經濟的忽視，殊途同歸，都使得各民族的屬性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得不到有力抑制，以致於最後民族危機突然迸發，導致聯盟解體。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在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建設中，經濟工作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動搖的，經濟改革的成就是其他改革事業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條件，在各民族人民的現實經濟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奢談其他改革，不僅會貽誤改革的時機，犧牲經濟建設，而且會使民族主義這樣一些舊的東西趁機蔓延，毒化民族關系，危及國家存亡。
第二，蘇聯的劇變和解體說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走到了盡頭，人們日益清楚地認識到，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培育與建立，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和活力。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商品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建立的正確性、必然性，並不等於民族關系領域不會再出現矛盾和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民族過程的影響，仍將是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執政黨在實踐中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決不可掉以輕心。
第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各民族之間經濟利益的調整，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社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也是為將來各民族走向接近和融合創造條件。但是，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在民族范圍內形成市場的過程中，民族意識會加強，對此，執政黨要善於引導民族意識，使民族屬性意識從屬於國民意識，使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精神相結合，從而煥發出各民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創造性和活力。與此同時，要密切注意民族市場形成過程中的分離主義傾向，克服地區性的民族經濟主義，形成全國范圍的統一市場，逐步打破市場的「民族」界線，從而為各民族將來的完全融合創造條件。
如果歷史考試就這么回答。真實的歷史就說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