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質人類學漢族

1. 我奶奶是漢族，爺爺是回族。爸爸是回族，媽媽是回族。我是不是有四分之一漢族血統

不能這麽算。因為：
血統指一個民族或者說一個國家在文化上沉澱下來的血版緣關系，通常用來指代某權種優秀的品質！
血緣關系的遠近是根據帶有相同遺傳基因的概率來判斷的，根據概率可以分為：
一級親屬——父母和子女之間以及同胞之間，其基因相同為二分之一。
二級親屬——一個人和他的叔、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間，基因相同為四分之一。
血統與血緣是兩回事。血統是文化人類學研究范疇，是一種文化現象；血緣是體質人類學研究范疇，是一門自然科學。

2. 純黃種人有一個隱性高智商基因，矮黑人有一個隱性高智商基因。日本人是黃種人和矮黑人混血，所以有的日本

從形態學角度將日本只有阿依努人屬於蒙古人種同澳大利亞人種混血專，日本本土屬於屬標准黃種人東亞類型，常染色體是比中國更純粹黃種人

從考古來講南方漢族南方少數民族是東南亞矮黑人和黃種人混血後裔按照吉林大學朱泓指導中國南
朱泓：中國南、北地區的古代種族
朱泓：中國古代居民人類學類型
編者按：12月1日，吉林大學朱泓教授應邀為我校歷史學院做了一場題為《中國古代居民人類學類型》的學術報告。

新石器時代古華南人骨體質特徵和美拉尼西亞人以及巴布亞人等傳統大洋洲黑色人種類聚，在體質人類學考古范疇將，兩廣福建屬於黃種人與東南亞矮黑人混血後裔

從分子人類學角度講，如果父系基因D代表矮黑人，那麼矮黑人是中國氐族既白馬藏族，藏族屬於黃種人和矮黑人混血後裔，蒙古族屬於黃種人和澳大利亞土著混血後裔
。

從常染色體角度講
東亞常染唯一具備尼格利陀矮黑人長期色體僅存在兩廣，而常染色體決定外貌體質，因此兩廣人在人種學上屬於蒙古人種同尼格羅澳大利亞人種混血後裔具備黑色人種特徵

3. 腳趾有什麼特徵的人，不是純血統漢族人而可能是鮮卑族

很多時候，來自民間的有趣說法都值得讓我們仔細思考背後的故事，比如人的腳趾小指分瓣的情況，就有可能與種族有關，這種說法可信嗎？

（一）小拇指分瓣

在體質人類學領域，對於蒙古人種的典型特徵有這樣幾個概括：比如鏟形門齒、青斑、內眥褶這三種異於其他人種的標志，從而讓我們擁有著來自東方的神秘感。但是，在很多人的腳上，也經常會出現另外一種特徵，這就是很多人小腳趾上有兩片指甲，這種情況在醫學上被稱為“瓣狀甲”。

所以是不是瓣甲根本不能證明是不是純種漢族人，也不能作為是鮮卑民族的身體特徵來看待。

4. 體質人類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戰國時代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該書記載了不同地域人類的體質特徵，骨骼和內臟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資料。漢代以後，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中國文獻中對不同體質特徵的人群記載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對人類體質特徵的初步觀察。北宋時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其所鑄造的經絡銅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體模型。劉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書》最早記錄了先天性畸形的資料。南宋末年，宋慈（約1247年）的《洗冤集錄》包含有體質人類學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義編寫的《三才圖會》記載有對人類五官形態的分類。這些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但卻是對人類體質研究的早期萌芽。
現代體質人類學是在19、20世紀之交開始從國外傳入我國的。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的百年發展歷史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既19、20世紀之交至20世紀20 年代末的傳入和接受時期，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時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發展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縱深發展時期。 （19、20世紀之交至20世紀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論》和達爾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的中譯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後在中國出版。這兩本著作對於進化論和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意義。1918年，陳映璜的《人類學》一書出版。該書包括人種的特徵分類、分布，人類的起源、進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內容。1924年出版了顧壽白的《人類學大意》。該書包括人類概說、人類性質、人類由來、人種分類法與差別、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內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開設人類學講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設立人類學組，添設人類學科目。由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類學的種子，使得許多人到國外攻讀人類學，成為我國最早期的人類學家。
1920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了中國人類學與解剖學會，同年7月出版了博醫會報。在此期間，出版了許多人類學專著，如黃新民的《世界人種問題》（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頭蓋骨發現之經過》（1929年）等。
在20世紀20年代末之前，中國的古人類學和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主要是由外國學者做的，同時也開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龍骨山一處50萬年前的洞穴堆積物中發現幾片石英片後，留下助手師丹斯基（Otto Zdensky）繼續發掘，當年發現了一枚古人類牙齒化石。1926年夏，師丹斯基在瑞典的實驗室中從由周口店運去的含化石的堆積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類牙齒化石。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達生（D. Black）將這些古人類化石命名為北京中國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稱為中國猿人北京種。1927年起，步達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在周口店進行發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中國猿人頭蓋骨。
在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魯門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對一具中國人頭骨的描述。據劉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約174具中國人頭骨被人類學家研究過，這些工作都是外國學者做的。在19世紀20年代，美國的人類學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訪問期間測量了700個中國學生。1920年，在博醫會報中報道了300名中國人的顱骨測量數據和388例中國人的身高、體重、胸圍等指標。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大量東方人頭骨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構成蒙古人種或黃種人的大部分，雖然漢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國的朝鮮族在頭骨的構造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完全的種族組。1929年，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問題統計研究雜志上發表了從長骨推測身高公式的人種差異。
在台灣，17世紀初隨荷蘭的殖民佔領，荷蘭軍醫曾對台灣原住民進行過身高測量。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有多位日本人類學家在台灣進行過體質人類學研究。鳥居龍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灣做過四次體質人類學調查。他認為，台灣原住民是由菲律賓群島、波里尼西亞群島和馬來半島遷移而來。在此之後，日本學者津崎孝道、安達島次等人陸續發表了有關台灣原住民頭骨、椎骨、牙齒等的人類學研究報告。這些研究都對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發展產生了影響。 （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
在這段時期，中國第一代體質人類學家和古人類學學家已經成長起來，吳定良、李濟、劉咸等體質人類學家開展了中國早期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楊鍾健、裴文中、賈蘭坡等古人類學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發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吳定良在英國獲人類學博士學位後於1935 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研究員。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終年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體質調查，並積極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他發表了10多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如1942年在英國皇家學會人類學雜志發表了中國南方壩苗的體質特徵。另外，吳定良還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雜志，對中國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吳定良在中國人類學雜志第二冊報道了華北平原中國人之體質測量，測量了各種指數190項。 1947年9月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與人類學研究所，吳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長。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他還兼任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體質人類學科研人員和師資。1948年，吳定良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濟在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攻讀人類學專業並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主要進行考古學研究，同時也進行過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1937年，劉咸根據體質特徵將中國人分為三種類型，即華北人（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華中人（分布在長江流域）和華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灣）。劉咸還進行過海南島黎族的體質研究。此外，吳金鼎進行過山東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在古人類學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於日本侵略戰爭被迫停止為止，共發現了大約40個猿人個體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證據和一百多種脊椎動物化石，其中哺乳動物接近100種。魏敦瑞（F. Weidenreich）對已發現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當詳細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頂洞還發現了包括3具完整頭骨在內的代表8-10 個個體的古人類骨骼化石。根據伴生動物化石推斷，北京猿人（現稱為北京直立人）和山頂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別為大約50萬年前和1萬年前至3萬年前。這些古人類化石除了在瑞典的烏普薩（Uppsala）保存的戰前運去的3顆猿人牙齒外，都在1941年日美開戰初期失蹤。
在台灣，1936年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解剖學教室設有兩個與體質人類學有關的講座，分別由日本學者森於菟和金關丈夫任教。前者主要進行台灣各種族之皮膚色調及蒙古斑（兒斑）等研究，後者則從事活體測量、骨骼測量、血型、手足紋理、軟部人類學和各種族學童身體發育等研究。
在此期間，中國的多所大學設立了人類學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培養了一批人類學方面的人才。同時出版了一批體質人類學的譯著和專著，如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的《化石人類學》，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學》，長谷部言的《自然人類學概論》，西村真次的《人類學泛論》等。專著有吳敬恆、蔡元培、王雲五主編的《世界人種志》，葉為耽的《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們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這一階段，古人類學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形勢的變化，古人類學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響。對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類研究方面，發現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瑪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質工作者在雲南開遠發現五枚森林古猿牙齒。1957年在雲南開遠又發現五枚拉瑪古猿牙齒，年代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雲南祿豐發現了拉瑪古猿的一些上、下頜骨和40多枚單獨的牙齒，年代為第三紀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廣西大新縣一個山洞中發現了3枚巨猿牙齒。同年，在廣西柳城的山洞中又發現了一個巨猿下頜骨，年代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廣西和廣東還發現了47枚巨猿的牙齒，但確切地點不明。1965年在廣西武鳴一個山洞中發現了12枚巨猿牙齒。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發現了新的巨猿化石地點和250多枚巨猿牙齒，年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廣西巴馬縣又發現一個巨猿牙齒，大新、武鳴和巴馬發現的巨猿化石的地質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發現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幾枚牙齒，被認為是類似南方古猿的類型。
直立人階段的古人類化石包括在雲南元謀發現的元謀猿人，在陝西發現的藍田猿人，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鄖縣和鄖西縣發現的猿人牙齒。 1965年5月在雲南發現的元謀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內側門齒各一枚，地質年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170萬年前。藍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的下頜骨化石和1964年在藍田公王嶺發現的頭蓋骨和部分面骨化石。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發現了5枚猿人牙齒和2段肢骨。1958年，發現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頜骨。1966年發現一個頭蓋骨的額骨和枕骨部分，與 1934年發現的2塊頭骨碎片可合拼成一個非常完整的頭蓋骨。另外，在周口店還發現了單獨的一枚猿人牙齒，大量舊石器，用火的證據和多種哺乳動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馬壩人、長陽人、丁村人和許家窯人等。馬壩人是1958年在廣東曲江馬壩獅子岩發現的一個頭蓋骨。長陽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長陽發現的，是一塊左側上頜骨斷片連同2枚牙齒。丁村人遺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發現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舊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內側門齒，上外側門齒和下第二臼齒，全是右側的，同屬於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發現了一塊大約兩歲幼兒的右頂骨的後上部。許家窯遺址在1976、1977年被大規模發掘，古人類化石包括較完整的頂骨三塊，枕骨兩塊，左上頜骨一塊（附連部分牙齒）和一些頂骨碎片和牙齒，分別屬於十多個個體。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資陽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廣西柳江縣的一個岩洞發現的，材料包括一個完整的頭骨（缺下頜），兩段股骨和一右髖骨、骶骨、椎骨，屬於一個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屬於另一個女人。資陽人是1951年在四川資陽的一處橋墩工程中發現的一個老年婦人的頭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內蒙古烏審旗發現的古人類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塊右頂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灣的台南縣左鎮發現了一些晚期智人的頭骨碎片和牙齒，被稱為左鎮人。
這段時期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寥寥無幾。在中國大陸，只有董悌忱的廣西僮族體質的人類學研究。在台灣，1950年後開始有中國學者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台灣大學醫學院的蔡錫圭等在1960年進行過布農族人骨的測量研究。出版的與體質人類學有關的專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樣變成人》，賈蘭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國猿人》、《骨骼人類學綱要》、《中國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楊鍾健等的《中國人類化石的發現與研究》，劉鹹的《猴與猿》、武況甫編譯的《猿類的生活史》等。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體質人類學逐漸向縱深方向發展，在古人類學、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以及相關的應用學科取得了很大進步。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各省文管會、博物館等相配合，成為中國古人類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又有一批古人類化石出土。直立人階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縣發現的和縣猿人，1993年在南京湯山發現的南京人，1994年在遼寧營口發現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階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陝西大荔發現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縣發現的巢縣人等。這個階段的古人類學研究較注意新理論和新技術的應用。在理論分析時廣泛運用古生態學、埋藏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人類的進化過程。氨基酸年齡測定法、熱釋光斷代法、石製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術也在古人類研究中得到應用。
在這段時期，多所大學新設或重建了人類學系，成為體質人類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人類學系，主要研究文化人類學，但也介紹體質人類學的一些內容。1981年中山大學復辦人類學系，1984年廈門大學成立人類學系，1999年雲南大學成立人類學系。這些大學都開設有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課程並進行相關研究。另外，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館等單位也進行體質人類學的教學或研究。1982年台灣大學的考古人類學系改名為人類學系。1999年台灣慈濟大學成立了人類學研究所，從事體質人類學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另外，各醫學院校人體解剖學和公共衛生學方面的學者也成為體質人類學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這段時期，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方面的特點是研究范圍擴大，注重應用性研究，研究技術向微觀和分子水平發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辦了兩期全國人體測量訓練班，1984年和1985年先後出版了吳汝康等的《人體測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體測量手冊》。這些為中國各民族的人體測量和觀察研究奠定了基礎，因此，全國各少數民族的人體測量和觀察研究大規模開展起來，到目前為止，已對全國43個少數民族的體質特徵進行過測量和觀察研究。人體測量學技術還被廣泛應用於各民族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的研究和體育運動的研究等。 Heath-Carter體型法也在少數民族、運動員的體質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還涉及靈長類的解剖和生態，人類生理特徵的遺傳與變異，各少數民族正常膚紋，各種遺傳病患者的膚紋，各民族包括紅細胞血型抗原、補體成分、各種酶、耵聹類型、苯硫脲嘗味、色盲、結合珠蛋白等遺傳性狀在內的遺傳多態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態性，主要是線粒體 DNA和Y染色體DNA被用於人類群體的親緣關系、進化和遷徙等研究。此外，人類工效學（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醫人類學（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學和醫學人類學等與體質人類學關系密切的應用學科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在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後已經比較成熟，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距離。在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體質人類學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

5. 滿族人和漢族人是同一人種嗎

滿族人和漢族人是抄同襲一人種，都屬於黃種人。

黃種人膚色呈白色或淡黃色，大多數為黑發、深棕色或是淺棕色眼珠，只有極少數為金發碧眼。黑色且較為細直的毛發，胡須和體毛較少，體味較淡。

下巴不凸出，但是有些人較尖，有些則為較扁。鼻寬度中等，鼻尖點指數中等。眼裂中等，褐色虹膜，上眼瞼褶發達，大多眼有內眥褶遮蓋淚阜。上門齒舌面的鏟形結構也是黃色人種的顯著特徵之一。

(5)體質人類學漢族擴展閱讀

語言發展：

1、遠古時期：遠古，黃色人種主要講烏拉爾語系、漢藏語系、蒙古語族（也有學說認為屬於漢語族鮮卑語支A）、通古斯語族（也有學說認為屬於漢語族鮮卑語支B）、愛斯基摩-阿留申語系、苗瑤語系、壯侗語系、南亞語系、印度尼西亞語族、印第安諸語言、波利尼西亞語族等。

2、近一萬年前：在近一萬年前，烏拉爾人橫掃烏拉爾地區。但後來，由於烏拉爾人的文化過於落後——比如芬蘭人15世紀才出現國家，他們逐漸被排擠到邊遠地區。

烏拉爾人很早就開始和白色人種混血，現代烏拉爾人多是黃白混血種，甚至是白人，他們分布在烏拉爾地區。主要語言是匈牙利語，芬蘭語，愛沙尼亞語，莫爾多瓦語（不是摩爾多瓦），科米語，阿卡利阿語。

6. 中國的漢人是否純種

中華民族同源一體 「犬鹿說」構築學術新框架
中國民族報(記者 阿勒得爾圖)中華民族到底是多元一體還是同源一體？內蒙古師范大學著名語言學家芒.牧林費時近30年，通過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體質人類學、文字元號學、民俗文化學和原始家教學等多學科的比較研究，最近提出全新觀點——「犬鹿說」。

中華民族的歷史從孔子寫《春秋》、司馬遷撰《史記》到各個朝代編纂的《二十四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等歷史著述，所有上限都沒有超出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朝，而對於更為久遠的歷史特別是有關新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祖先活動的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狀態。

內蒙古師范大學亞細亞民族溯源研究所創始人、著名蒙古族語言學家芒·牧林潛心研究近30年，在積累40多萬張（800多萬字）的資料卡片以及1000多萬字其它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以語言學為切入點，通過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體質人類學、文字元號學、民俗文化學和原始宗教學等多學科的比較研究，提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養犬者」、「養鹿者」既「犬鹿氏」或「鹿犬氏」，約在1.5萬年前生活在內蒙古東部的扎賚諾爾地區和黑龍江的齊齊哈爾地區。

芒·牧林經過大量考證後認為距今1.5萬年前的「扎賚諾爾人」是今天亞細亞地區80%以上蒙古人種（黃種人）的原始遠祖，那個時期形成兩個血緣家族群體。一支是以「閻家崗遺址」 、「昂昂溪大興屯遺址」為代表的生息繁衍在丘陵、草原地帶既黑龍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區，他們把狗馴化成人類的最早家畜既「養犬者」；另一支是以「蘑菇山遺址」、「嘎仙洞遺址」為代表的生息繁衍在山嶺和森林地區，他們把鹿馴化成家畜既「養鹿者」。經過若干千年的進化，這兩個血緣家族群體廢止內部近親結婚而實行族外婚時，「養犬者」和「養鹿者」這兩個族群成為相互通婚的「聯姻群體」，而他們養的家畜犬、鹿從此分別成為所在氏族的名稱，直致成為整個蒙古人種古代氏族、部落和民族的稱謂。

蒙古人種的原始氏族集團「犬鹿氏」約在1.5萬年前開始，經歷三次大規模的遷徙、繁衍和融合，最後形成近百個民族遍布亞洲各地。在距今約1.35萬年前的大遷徙中，其中一支沿霍次克海經白令海峽抵達美洲大陸北部，成為印第安人的祖先。據地質資料證明，當時環太平洋的海平面比現在高出300多米，亞、美大陸是彼此相連的兩個板塊，這次伴隨人類遷徙的家畜是犬、鹿，美國學者雷納多爾對美洲狗頭骨化石進行DNA檢測，結論是狗大約在1.2萬年前從亞洲到美洲的，其恰好和印第安人從亞洲到美洲的時間相吻合。芒·牧林的推斷和雷納多爾的檢測，均被一個印第安人的墓誌銘所證實：這塊出土石碑上鐫刻的動物就是犬和鹿。另外還有幾支分別遷徙到現在的北極、日本、朝鮮等地。約在1萬年前，「犬鹿氏」開始向東、西、南三個方向的第二次大遷徙。一支沿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上游南下，到達東北平原和遼東半島，成為肅慎人和朝鮮人的祖先；一支從海拉爾地區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興安嶺東麓南下到達遼河流域，成為殷契、東胡、鮮卑人的祖先；一支從額爾古納河流域向西進發，沿克魯倫河逆流而上到達鄂嫩河流域，成為乞顏和韃靼人的祖先。約距今8000——5000年前，先期到達金思台、遼河流域及遼東半島的「犬鹿氏」群體，分五路向西、北、東、南和中原地區進發，歷經兩千餘年的大遷徙活動，遍布中國各地的「犬鹿氏」群體在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分別形成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和部落，在東北平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泰山、燕山、陰山、太行山、華山周邊地區及東南沿海、西南長江上游地區，分別形成以神話傳說為標志、以不同名稱出現在史前時代歷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集團。

「犬鹿氏」經歷三次大遷徙後又出現三次大融合。

「古國」概念源於紅山文化，在牛梁河的考古發掘中已出現古城、古國的雛形。約在4500年前進入傳說時代後開始出現戰爭，炎帝與蚩尤、黃帝與蚩尤、炎帝與黃帝之間的大規模部落戰爭，導致黃河流域「犬鹿氏」後裔的第一次大融合。夏、商、周時期是「犬鹿氏」後裔進入「方國」階段，在中原地區由奴隸制轉入封建制，使分散各地自行發展的「犬鹿氏」後裔實現第二次大融合，「華夏民族」在這次大融合中形成。據芒·牧林考證，夏、商、周時期的主體民族及周邊地區的民族名稱，仍然是「犬鹿」的讀音變體或假借字記錄，是同源分支大融合過程中再次出現的眾多名稱而已。

秦始皇統一的中國是夏禹時期的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九州即中原地區，從此進入帝國時期。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天下一統」是出現在元朝。自公元前200年起，相繼建立起獨立政權的匈奴、鮮卑、拓拔、柔然、高昌、突厥、吐谷渾、渤海、回鶻、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北方游牧民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政權多次交替執政，匈奴、鮮卑、烏桓、女真、契丹等民族南遷，形成「犬鹿氏」後裔的第三次大融合。

芒·牧林考證，約在公元前5000年，「犬鹿氏」的一支到達甘肅天水一帶，在夏、殷時期建立方國，史稱「白鹿」或「白犬」。史書記載秦始皇的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最近啟動的秦早期文化探源大型考古活動的專家認為，非子所居「犬丘」及秦早期都城和陵墓所在地應該在甘肅東部的天水及隴南一帶，這與芒·牧林的推斷相吻合，特別是把「犬」字直接用做地名，更是一個「犬鹿氏」後裔大遷徙的有力佐證。

芒·牧林在其論文《試探漢藏—阿爾泰語系起源關系》中指出，約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逐漸形成長城以北蒙古高原和東北亞「阿爾泰語系」的諸語族語言群體和長城以南「漢藏語系」的語族語言。他通過 《M·斯瓦迪士修正反詞表》對漢、蒙、滿、藏、突厥五種語言2000多條音近義同的諧音詞的讀音進行比較考查，驚奇地發現漢蒙、漢滿、蒙滿之間的同源比例均在80%以上，尤其是漢蒙語之間的同源比例竟高達94%。這幾種語言有著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對應詞大都出自秦漢以前的典籍、文獻，構語規則和語法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痕跡。從而芒·牧推斷這兩大語言體系的共同「母語」是「犬鹿氏」三次大遷徙前蒙古人種語言體系。諸如「犬」的56種變體，「鹿」的26種變體都是因時、因地、因族而產生的同源詞族。

芒·牧林潛心研究近30年，不僅追溯華夏上萬年的歷史，而且以民族同源語言、宗教同源、文化同源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為依據，提出中華民族是「同源一體」的新概念。他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已經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和熱情關注。來源：中國民族報

7. 苗族，漢族，羌族到底什麼關系

苗族、漢族、羌族的關系：①三者都屬於蒙古利亞人種，都屬於漢藏語系民族；②三者在歷史上相互融合；③當代三者都屬於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

拓展：1、苗族、漢族、羌族都主要生活在今天中國境內。苗族的先民是中國史書中提到的「南蠻」的一支苗蠻，按體質人類學分類屬於蒙古利亞人種（黃色人種）南方類型即馬來人種，按語言學分類屬於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漢族的主要先民是華夏族，還融合了南蠻、東夷、西戎、北狄，人種上兼有蒙古利亞人種北方類型、東亞類型和南方類型的體質特徵，語言屬於漢藏語系漢白語族（也有人認為是漢語族）；羌族的先民是「西戎」的一支古羌人，人種上屬於蒙古利亞人種東亞類型，語言上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顯然，苗族、漢族、羌族都是黃種人，語言上都屬於漢藏語系。

2、漢族是由華夏族發展而來的。在秦漢時代華夏族內部，楚人是苗族先民苗蠻族群的一支，但楚人劉邦建立的漢朝成為了漢族族稱的來源，楚人也是漢民族的重要祖先之一；建立周朝的周人、建立秦朝的秦人都源自西羌，有氐羌（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諸民族的先民）血統，陝西地方文化（尤其是關中盆地地域文化）有很強的氐羌文化因素。可見，漢族的很大一部分祖先是苗族先民，另外很大一部分祖先是羌族先民，漢族本身是一個血統雜糅的文化民族而非單一血統民族。當代漢語方言湘語、贛語都是楚言（楚國本族語言）同夏言（先秦時代中原華夏族語言，即上古漢語）融合後發展至今的產物，西南官話則受到古羌人語言很大的影響。在上古時代和中古時代的漫長歷史進程中，苗族、漢族、羌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漢族有苗族、羌族的血統，苗族、羌族也有漢族血統，三個族群的文化相互影響。

3、在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漢族、苗族、羌族主體部分都居住在中國境內。三個族群都名列中國56個民族中，都屬於我們建構出來的想像共同體（國族）——中華民族。由於中國現代民族主權國家建構的需要，凡是生活在當代中國領土內的中國公民都是中國的國族——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因此在當代中國，漢族、苗族、羌族更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共同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貢獻。三個民族相互之間更加不可分割，誰也離不開誰。

8. 漢人和滿人什麼區別 我們是清朝帶出來的 為什麼是漢人

一、漢人和滿人區別：

這里的漢人與滿人是民族之分，民族不同，傳統文化也內不同。容

1、滿族留著辮子頭，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服飾，東北地區的「白山黑水」是滿族的故鄉。

2、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是上古時期黃帝和炎帝部落的後裔，自稱炎黃子孫。漢族舊稱漢人是因中國的漢王朝而得名，漢朝以前稱「華夏」或「諸夏」。但實際上，漢族是千年來不斷融合的大家庭，很多民族不斷融合，才形成了漢族這個龐大的群體。

3、兩個民族影響力也不同。由於歷史的緣故，漢人比較容易包容，也容易同化異類。所以，不管政權如何更替，漢人只會同化外藩，很少被外藩同化；而相對而言，滿人的歷史比較短暫，統治中原時，不得不放棄或改善自己的本族文化，學習中原文化，便於統治。所以，導致現在滿族的很多文化都逐漸失傳，懂滿語、寫滿文的人也越來越少。

二、漢族的文化悠久，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所以長期能在清政府的通知下，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徵，所以還是漢人。反而，滿人被漢人逐漸同化，逐漸實現民族大融合。

參考資料：

滿族——網路

漢族——網路

9. 為什麼滿族人與漢族人在外貌上的區別遠不如維吾爾族等和漢族人在外貌上的區別明顯

因為滿族抄與漢族的血緣關系更近，現在的漢族已經不是純粹的漢民族，絕大部分都有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的血統，真正的純粹漢族只有江西贛南，廣東北部的客家人。而且以滿族為核心建立的清王朝是中國古代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隨著滿族的入關統治中原，滿族迅速被漢民族融合，是漢化最嚴重的少數民族。因此，僅僅從外貌、習俗上看滿漢已經分不出來了。維吾爾族是一個多源民族，最主要的來源有兩支：一支是來自蒙古草原的回紇人，另一支是南疆綠洲上的土著居民。這兩部分人於公元840年大規模匯合。一種說法是他們是與突厥族同出與匈奴民族，是匈奴族的單於的兩個王子發生爭斗分裂，帶領自己的部下逐漸形成了突厥和回鶻兩個不同的民族，回鶻就是維族的先民，所以維吾爾語與其他的突厥族語言基本相同，外貌形象更像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

10. 漢族是雅利安人的後裔

華夏文明的白種雅利安人來源——為白種漢人正本清源

今天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現出明顯的黃種人特徵。而這大多數人也以古代華夏文明創始者的傳人自居。那麼，創造了中國地區最初的華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們是什麼人種呢？事實是，他們卻是白種的雅利安人。
這並不是什麼天方夜談。事實上，有大量的考古發現和以DNA檢測結果為依據的體質人類學以及比較語言學上的證據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只不過，這個歷史事實一直都是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禁區。
因為現在的中國一直都是以古代華夏文明的繼承者自居的，而這個歷史事實卻會把現在的中國政府和中國的這些偽「民族主義者」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原來他們一直都是在亂認祖宗。

證明這個歷史事實的主要證據有以下這些： 山東，河南，四川，陝西，甘肅，內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種（白種人）特徵的古人類遺骨，干屍，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獻中關於古代華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種（白種人）成分的大量記載；古漢語中與英語等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語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詞彙。等等。
在詳細闡述這些證據之前，首先我們來大致了解一下種族和語族這兩個概念，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
通常我們都簡單地把人種分為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不過這只是一種通俗的說法，並不準確。而且按照皮膚顏色把人分類也不太科學，因為膚色受外界影響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種特徵。通常應該按照眼睛顏色，毛發顏色，毛發形狀，鼻形，眼形，頭形指數，等等區分。

照此大概可將人種分為高加索人種（白種人），蒙古利亞人種（黃種人），尼格羅人種（黑種人），俾格米人種（小黑人）等幾大類，其他一些過渡種族和混和種族以及難以歸類的不重要的種族這里不再贅述。
人類的語言，則大概可分為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閃米特語系，含米特語系，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等幾大類。（美洲印地安語和非洲黑人班圖語等除外）

而按照語言將人分類，就可以將人類分為印歐語系民族（廣義的雅利安人），閃米特語系民族（包括猶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倫人，古亞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語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爾人），漢藏語系民族，阿爾泰語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語族）等幾大類。

這種按照語言分類的語族並不等同於按照體征分類的種族，但是兩者（種族譜系樹與語言譜系樹）大體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視為等同。不過印歐語系民族與閃米特語系民族同屬於高加索人種，所以本文將屬於高加索人種的印歐語系民族作為廣義上的雅利安人單獨歸類。

然後我們來看看具體的證據：
（一）。山東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和中國古生物分子遺傳學研究所，通過對山東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墓葬，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山東臨淄古墓群中古人類遺骨中提取的DNA樣本所做的檢測，研究表明，儒家的發源地－－山東，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春秋戰國晚期，當地人的人種特徵都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白種人），進而可推知：儒家的創始者－－孔子，毫無疑問也是屬於高加索人種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時期，山東當地人的人種特徵才開始轉變為高加索人種與蒙古尼亞人種的混合成分，近似於今天新疆中亞的黃白混血種人；然後到了明清時期，山東當地人的人種特徵才開始轉變為較純粹的蒙古利亞人種。
這個研究結果曾經在2000年「21世紀中國考古學和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公布過，2002年的《齊魯晚報》《山東商報》也曾有過報道。

（二）。從殷墟遺址，中國地區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遺跡中發掘出來的遺骨中，有高加索人種的遺骨。（關於文明的定義等問題請參考《所謂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無稽之談》等文章）

同時也有蒙古利亞人種和尼格羅人種（黑種人）的遺骨，一般都來自於殉葬坑和祭祀坑，應該是戰俘或者奴隸。
（三）。中國古代史書上記載的周邊民族－－西戎，北狄，南蠻，東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種的成分，並且直接構成了商，周，等中國地區早期文明的人種來源。比如商文明的兩個來源之一就是東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條所提到的當時山東各部落和民族。東夷應該是一個游獵部落。（《說文》：夷從大從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東的東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種的成分，來源於東夷的商，當然也毫無疑問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種的成分的，並且也被考古發現所證實。兩者關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遺民後裔。
郭沫若也曾考證過，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東夷人，體貌特徵為胡須體毛較濃密，鷹鉤鼻，這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濃須，藍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種成分(《中國史篇》)。

另外，東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屬蒙古利亞人種）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說的戎，狄，蠻，夷，是與西，北，南，東四個方位嚴格對應的。）

（四）。中國地區的第二個文明－－周，也是來源於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種成分的西戎（說吐火羅語－－屬印歐語系）。周人始祖名為棄，號為後稷，其母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滅商入主中原之後才開始「貶戎狄之俗」逐漸擺脫游牧文化的影響。（《說文》：羌從羊，意即牧羊人。）

不僅西周墓葬中發現有很多高加索人種特徵的顱骨，而且，1976年在甘肅靈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銅鼓上的人頭像具有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1980年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蚌雕人頭像，雕像高鼻、狹面、深目，也具有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其中一個頭頂上還刻有一個「╋」字（「巫」字），這個符號來源於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亞哈拉夫文化。

（五）。傳說中的黃帝，炎帝，堯，舜，禹等人，並不是實有其人，只是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才陸續由方士文人根據神話傳說虛構出來的人物，但是其所對應的考古年代上相應的氏族部落，如堯，舜，禹所對應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據中國學者考證，都是使用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屬於高加索人種。

關於此問題可參考余太山等人的相關著作，如《塞種史研究》及《說大夏的遷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遷徙——兼說陶唐氏的若干問題》等論文。

來源於西北的北狄的，傳說中的黃帝部落，也是一個說吐火羅語的印歐語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於印歐語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滅商之後，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諸侯國，其中最大最長久的是中山國，而這個「中山人」據史書上的記載就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
「夏」是夏後氏的自稱，「大夏」與「吐火羅」對音近似，據王國維，顧頡剛考證，來源於印歐語系。周滅商之後，因為周與來源於東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與夏後氏同為西戎系統，於是以傳說中的夏的繼承者自居，也稱自己為「有夏」，稱其同盟部落為「諸夏」；而「華」本也是周人的自稱，於是此後生活在中原一帶的人就自稱「華夏」，與此區別於其原來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蠻，東夷，這就是漢人的前身－－華夏族名稱的來源。

周谷城先生也說過：「夏，商，周並不是三個相續的朝代，而是三個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國通史》）。
（六）。與我們通常想像的不一樣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前，即匈奴開始向西遷徙之前，整個歐亞大陸上，不僅歐洲，中亞，伊朗，印度河恆河流域，西域（新疆），阿爾泰地區，而且通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肅，陝西，乃至河套地區的鄂爾多斯高原的整個范圍，都是被屬於高加索人種的使用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的廣義上的雅利安人占據著的。這一點已經被大量的考古發現所證實。 古史記載的生活在中國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肅陝西及河套地區的月氏，烏孫，樓蘭，龜茲，犬戎，獫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說吐火羅語或者東伊朗語的印歐語系各民族。在四川，山東等地也有印歐語系的高加索人種分布。

中國中西部及河套地區說吐火羅語的印歐語系各民族來到中國的時間相當之早，因為吐火羅語屬印歐語系中的centum語組（與日爾曼語相同），即印歐語系中較為原始的顎音類語言；而西域中亞一帶說東伊朗語的塞人，則是屬於印歐語系中的satem語組，即印歐語系中後期成熟的絲音類語言，很顯然吐火羅人來到中國的時候是在其途經的中亞印歐語系各民族的絲音類語言還未分化出來之前，由此可知這個時間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歐語系民族的第一次大遷徙的時候。通過對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種古人類干屍的DNA檢測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

而那時候，中國地區的早期文明還未出現，屬高加索人種的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各民族已經來到了中國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羅語各族以及後期的東伊朗語各族，並逐步帶來了中東西亞先進的生產技術，小麥，大麥，及馴養牛馬，車輪，兩輪戰車，青銅冶煉術，及後來的冶鐵術等等技術，而且受中東的楔形文字影響發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創造了中國地區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從文化上來說，從商周青銅器上的雙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內蒙古陰山古代岩畫上的雙馬神像，以及中國北方草原和農牧交界地帶的雙馬紋藝術品，與印歐語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雙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脈相承的。毫無疑問地都是來源於印歐語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強烈的宗教性。這一點正是古代印歐語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徵。

來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陰陽，與印歐語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緬先生認為周人是祆教徒，《易經》也來源於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蠻，也是深受印歐語系民族的影響，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種的印歐語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話系統與雅利安人的神話系統很接近。

吐火羅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繼承了很多印歐語系民族的風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先秦時期的文獻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實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歐語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當長的時期一直實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傳前也是實行火葬的。
與羌人並稱的，後來南遷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種成分，其與月氏人一樣都將其國王稱為「詔」，其與百越諸族融合的西南後裔白蠻、烏蠻等族建立的政權也稱作「六詔」，其後建立暹羅的泰人也稱其王為「詔」。
根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種的特徵，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後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著火葬的習俗。

印歐語系的吐火羅人在文化上對早期華夏文明的影響還大量表現在語言方面。祁連山的「祁連」這個名字就來自於印歐語言，意為「神聖的」。佛教經典最初也全是經過印歐語系的吐火羅語譯成漢語的。 漢代設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張掖，敦煌的得名都與吐火羅語有關；「張掖」為「昭武」的同名異譯，昭武城曾經是吐火羅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動中心，後來西遷至中亞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時仍以「昭武」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則與「吐火羅」或「大夏」一名有關；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羅語；「姑臧」與「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羅人的活動區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車師同樓蘭、龜茲、焉耆一樣都為吐火羅人的一支。
（八）。我們現在使用的漢語，通常被歸為漢藏語系，但是這種分類法一直都是有爭議的。實際上，在上古時代，漢語也是多音節語，後來因為受單體方塊字影響，逐漸演變成為了後來的單音節語。
有學者通過比較漢語與英語等印歐語系語言的原始詞彙的發音異同，提出了漢－印歐語同源的理論，將漢語歸為漢－印歐語系的一種。
關於此問題可參考談濟民的《漢英詞彙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等著作。
例如，據林梅村先生用比較語言學所做的分析，「劍」這個詞最早就是來自於吐火羅語，它與後來武王斬紂所用的「輕呂」以及匈奴人的「徑路」等都是古印歐語中「劍，刀」的同源詞，但後者晚出，來自東伊朗語。

（九）。四川廣漢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來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特徵；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銅神樹，以及明顯的牛崇拜，石頭崇拜，建築樣式，以及懸棺喪葬這些文化特徵，都是古代閃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徵，也是猶太文化中重要的喪葬現象。有學者推測這是閃米特語系的古猶太人的文化遺存。

（十）。華夏族的高加索人種特徵在東周以前，因為不斷有世界范圍的印歐語系雅利安人的遷徙運動作為補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後，印歐語系雅利安人的遷徙活動逐漸減弱，失去了補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東北亞的蒙古利亞人種源源不斷的人口補充開始使得蒙古利亞人種成分在中國地區佔了上風，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來源於西戎的秦，已經表現為明顯的蒙古利亞人種特徵，與中原華夏諸族具有了明顯差異，故此中原諸族一直把秦當作異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後，通過種族屠殺和文化同化等手段，於是開始了中國地區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漢人的高加索人種特徵一直到漢末兩晉時都還有很大殘留。如，河北老山漢墓女墓主的頭骨經過面部復原之後，發現其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

《晉書》和《世說新語》就記載東晉明帝為「黃須」「黃頭」，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特徵。並稱其為「鮮卑奴」，稱其母為「燕代人」（今北京地區），稱其與其母貌相類似。由此可知，當時的鮮卑部落中，乃至華北地區當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種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國歷史的人應該知道，當時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特徵，如孫權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兒子曹彰是「黃須」，關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須髯」（就是大鬍子），這些在《三國志》的記載中比比皆是，從中可看出，當時漢人的體毛很重，毛色較淺，這都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的特徵。而這不僅跟現在中國地區的偽漢人體貌特徵大不相同，也跟當時純粹的蒙古利亞人種的體貌特徵不同，倒是跟突厥，鮮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種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後來明清時已經雜化得很厲害的偽漢人時期相比，漢晉時的《三國志》中並不象明清時的《三國演義》那樣把這些看作是很怪異的現象來描寫，只是敘述人物生平時作為一種綽號順帶提一下，可見這種高加索人種特徵在當時漢人中是很普遍的現象。
（十二）。不僅如此，秦漢後以至隋唐，中原周邊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屬蒙古利亞人種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種成分。如古文獻中記載的白夷，白狄，長狄，赤狄，白匈奴，黃頭鮮卑，黃頭室韋，黃頭女真，等等。

前面說過，《晉書》和《世說新語》都記載東晉明帝為「黃須」「黃頭」，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特徵。並稱其為「鮮卑奴」，稱其母為「燕代人」（今北京地區），稱其與其母貌相類似。由此可知，當時的鮮卑部落中，乃至華北地區當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種成分的。
據考證，鮮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獨孤氏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種成份的應該就是慕容部。
唐朝時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認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爾吉斯）人，又稱為堅昆，因其曾建立古堅昆國。其人種特徵就是：赤發，白面，綠瞳，也是高加索人種特徵。

這進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來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種成分的。事實上，隋唐兩代皇室，楊氏，李氏皆為鮮卑血統，楊李二家是表親，楊氏，李氏與宇文氏，獨孤氏家族世為婚姻，宇文氏，獨孤氏都是鮮卑姓。唐高祖李淵本姓大野，是鮮卑姓，母親獨孤氏。李淵李世民都是鮮卑血統。李世民祖母，母親都是鮮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鮮卑人血統。

此外，象什麼長孫，令狐，尉遲，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與《舊唐書》《新唐書》的《室韋傳》都記載室韋諸部中有「黃頭室韋」，也稱「黃頭部」，而室韋即是蒙古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親也速該也是藍眼睛，他們的氏族名「勃兒只斤」就是「藍眼睛」的意思（一說灰眼睛）。

《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有一部女真人「多黃發，鬢皆黃，目睛綠者，謂之『黃頭女真』」；《松漠紀聞》「黃頭女真」條稱其「髭發皆黃，目睛多綠」；《契丹國志》卷《諸蕃國雜記》「黃頭女真」條記載其相貌特徵是「髭發皆黃，目睛多綠」，這顯然是高加索人種特徵。

《新唐書》卷110《李多祚傳》記載「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說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黃發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亂時，安祿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來源於高加索人種成分，《舊唐書》稱安史叛軍為「羯賊」，羯即「五胡亂華」時的羯族，史書記載即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成分。

來自於貝加爾湖以北的丁零－鐵勒諸部，據考證原本也是屬於高加索人種，或者可能是塞種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東北亞的阿爾泰語系各民族（又分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個語族），雖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種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亞人種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語族，因為與當地高加索人種的印歐語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種成分也越來越加深，中世紀向西遷徙之後，最西邊遠至歐亞交界處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經完全轉變為高加索人種成分。
突厥部落聯盟中最強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種人(屬高加索人種)。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歷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蠻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種為主的。他們占據了整個蒙古高原面積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興安嶺和貝加爾湖之間的蒙古人，後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的戰爭幾乎消滅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亞人種的成分又佔了上風。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統，前面也提過，他本人可能也是藍眼睛的高加索人種成分。 而中國地區早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仰韶文化，據學者研究，是屬於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華北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各種文物，據分析具有明顯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徵，古突厥文化特徵為：

一。陶器上畫有魚紋或人身魚紋；
二。殺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與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應在中亞一帶，而不是中國地區。

（十三）。古代詩歌中也有大量關於高加索人種特徵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記敘。

唐代詩人張籍的《永嘉行》一詩中記敘有「黃頭鮮卑入洛陽」；

蘇軾題唐人韓乾的畫賦詩曰「赤髯碧眼老鮮卑」；
杜甫的《悲青阪》詩記敘有「黃頭奚兒日向西」；
白居易詩《西涼伎》記敘「紫髯深目兩胡兒」；
岑參詩《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記敘「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

李白詩《幽州胡馬客歌》記敘「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
張說詩《雜曲歌辭·蘇遮幕》記敘「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鬍」 ，
丁仙芝詩《戲贈姚侍御》記敘「重門啟鎖紫髯鬍」；

寒山《詩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記敘「大有碧眼胡」；

呂岩《七言》記敘「碧眼胡兒手指天」。
證據實在是太多了，舉不勝舉。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記載之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古代的傳奇，志怪，小說，平話等等文學作品中，談到異能之士，也往往喜歡描述為「碧眼，黃須，赤發，紅臉」等等，而這都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
雖然這只是文學描寫，但是卻真實地反映出了古時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帶有高加索人種特徵的。仔細想想其實也很正常，我們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種不論是在體能上還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純粹的蒙古利亞人種要強得多，正因為這樣，在古時候，具有高加索人種血統的人在能力上表現得很強，所以文學描寫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異才能的人描寫為具有高加索人種特徵的形象。

（十四）。不僅中國，而且遠至日本北海道，當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蝦夷人）也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多體毛，胡須濃密，頭發捲曲，皮膚白皙，與屬於蒙古利亞通古斯人種的日本主體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遠至美洲墨西哥，也發現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說明高加索人種以東亞為跳板曾經遠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雖然屬於明顯的蒙古利亞人種特徵，但是人種學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統中都含有數千年前的某個高加索人種的因子。
（十五）。中國地區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種，蒙古利亞人種的成分之外，甚至還含有不少的尼格羅人種（黑種人）和俾格米人種（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經》就屢屢出現中國南方有黑色人種的記載。考古發現也證實了新石器時代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曇石山人的人種特徵都與尼格羅人種相似。
《小雅·天保》《虞書·堯典》中記載的「黎民」，據郭沫若考證：「黎，大約就是中國古代的先住民族，這種人或就是馬來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漢(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膚的先住民族。這種民族被征服了以後便被當成奴隸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國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爾後演變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種黑種人。

還有古史中記載的「昆侖奴」，也是一種黑種人。

現代中國地區的人種極為復雜，特別表現在南北漢族的種族巨大差異上。簡單說來，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亞人種中較為純粹的北蒙古亞種，也就是幾千年來不斷遷徙南下並被漢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爾泰語系各族的後裔，並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種的華夏族成分。
而南嶺以南，則是蒙古利亞人種中混有大量尼格羅人種和俾格米人種（都是黑種人）成分的南蒙古亞種（又可稱為馬來人種），也就是古代被迫南遷的百越各族的後裔。
夾在中間的，長江流域一帶，就是南北兩端這些北方游牧民族與早期華夏族及漢人以及百越南蠻等族融合混血的後裔。
北京中科院遺傳與發展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袁義達，通過對南北漢族人群的線粒體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鑒定，證實了南北漢人在種族上遺傳基因上存在著巨大差異。而且南北漢族在血緣上的差異比南北漢族各自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距還大，

另一個比較直觀的現象，就是南北漢人在血型上區別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們都說「我們是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的中國人」，但事實上並不確切。皮膚顏色就不用說了，因為前面說過了，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徵，而且很多中國人的皮膚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區的高加索人種還要白（如印度，中東，北非）。頭發的顏色也不用說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淺色頭發。而眼睛的顏色，卻是個很重要的特徵（因為受外界環境影響小），很多人卻並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細看的話，會發現它實際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諸如鏟形門齒，蒙古斑，蒙古褶這些特徵，通常被當作是廣義的中國人的共有特徵，實際上並不準確，這些特徵在高加索人種和尼格羅人種中同樣也存在，只是數量多少的差別而已，在中國南方的百越系漢人中很多人卻沒有。

所謂人種這個概念，只具有相對性，並不存在所謂純粹的某種族，各種族之間都存在著一個交叉混和的邊緣，具體到個體身上，只能說其遺傳基因中那種種族成分較多一些而已。
要從遺傳學的角度分辯出一個人的遺傳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種的成分是很復雜的事情，不過有一些外貌上的簡單識別方法可以參考一下：如果一個人是單眼皮，細小的眯縫眼，面龐較扁平，顴骨較突出，那麼通常來說，這個人的蒙古人種的成分相對較多一些；如果一個人是雙眼皮，眼窩較深，眼眶較大，額頭較高，鼻樑較高而挺直，則高加索人種的成分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以前曾經被通緝的那個廣西籍殺人犯馬加爵，他的長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徵，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嶺南的廣東廣西一帶很多人都是這種外貌特徵，這就是馬來人種的特徵，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南方的馬來種漢人（百越人的後代）以及東南亞一帶馬來人種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羅人種和俾格米人種（都是黑種人）的血統。

實際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亞人種看作是高加索人種的一個分支，國外的學者認為，高加索人種中金發碧眼的諾迪克亞種和黑發黑眼的蒙古利亞人種都是高加索人種中黑發白膚的暗白人種（伊比利亞亞種）分別向西北方和東方發展而產生的兩個分支，為了適應西北歐當地寒冷的森林環境，和東北亞的風沙環境，而各自產生了後來的體貌特徵上的差異。關於此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韋爾斯的《世界史綱》一書。

高加索人種的分布如此廣泛，是與其遠古時代幾次大規模的遷徙活動緊密相關的，而這種大規模遠距離的遷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屬高加索人種的印歐語系民族最早掌握的兩項技術發明：馴養牛馬和冶鐵術（當然並非所有的情況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東中亞的青銅冶煉術，車輪，兩輪戰車等等技術。
高加索人種的發源地通常認為在今天俄羅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帶，故稱之為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