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體質下的社會分層

① 3.描述制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階層的變化（需闡述這一變化的經濟政治根據）

《回首30年》系列專稿之十一 萬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方面是整個國家加速發展以工業化和對外開放為主要特徵的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另一方面，這也是整個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結果。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一、階層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是和經濟體制的變化緊密相關的。從整體上看，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社會結構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調整。改革開放之前，全社會的階層結構十分簡單，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階級和一大階層，即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加上一個知識分子階層。由於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都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勞動者的所有制結構也呈現出高度公有化和單一化的性質。1978年，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勞動者合起來共占社會勞動者總數的99.96%，幾乎是為社會勞動者的全部，城鎮個體勞動者僅為社會勞動者的0.04%，其他所有制類型的勞動者則完全消失。而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新的社會階層不斷涌現，傳統的三大群體很快被日益細分。一是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發生改變，新的產業和職業不斷出現。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和政府、企業及社會組織對於管理的高度重視，專業技術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二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由農民階級向工人階級轉型的速度大大加速。鄉鎮企業的崛起和發展，成千上萬的農民脫離了農業生產，成為「離土不離鄉」的工人；而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批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形成了浩浩盪盪的「農民工」大軍。這支日益壯大的隊伍被有些研究者成為是構成中國「三元社會結構」(工人、農民和農民工)的重要基礎。三是即使在一個群體中，因為職業、地域、層級、技術上差異，也日益分化成不同的「亞群體」。以工人階級為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在全民所有制職工和集體所有制中工作的職工總數相對減少，而在私人企業、三資企業、個體經營中就業的勞動者不斷增加。以農村改革為起點，勞動者的所有制類型又重新朝著多樣化的方向變化。到1986年，其中全民所有制職工和集體所有制勞動者的比重就由1978年的99.96%降至36.9%；到2003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在全國城鎮2.478億就業人員中，在國有單位中就業的人員總數為0.7163億，僅佔28.9%。正是鑒於這種變化，學界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五階層說」和「十階層說」。前者是將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分為工人階層、農民階層、知識階層、私有階層與管理階層。除了農民階層之外，其餘的社會階層都呈擴張態勢。後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歷時3年的研究提出的，他們將新世紀之初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階層。並預言這種社會階層將呈現穩定發展趨勢。無論採取哪種模式，總體上看，在未來可見的階段，以工人階級為主體、多種新興社會階層的蓬勃發展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二、社會階層利益分化明顯在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單一性、行政性、集中性、封閉性的特徵。各社會群體的利益同質性強，分化不明顯。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引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產權明晰的市場經濟原則迫使人們為自己的個人和群體利益著想，社會階層利益的分化日益明顯。體制的轉軌特別是體制、制度、資源的多樣化趨勢，擴大了這一分化影響。不同層次、不同部門、不同單位乃至不同人群，其利益目標越來越獨立，利益邊界越來越明晰。新的利益結構初步形成，而社會利益的協調和溝通的機制卻相對滯後。正如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指出的，「由於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在十六屆四中全會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變化反映在思想領域，人們受各種思想觀念影響的渠道明顯增多，程度明顯加深，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五個「多樣化」和四個「特點」實際上已經清楚地勾畫出了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結構整體轉型對於社會階層利益分化產生的深遠影響。三、社會流動性變化加劇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通過戶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單位所有制的職業分割，使得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很弱。改革開放之後，為了發展市場經濟，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就需要充分調動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成分的人的作用，社會流動性由此大大提升。最新的統計表明，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全國大約有1.1億多的人口經常處於流動狀態，人口流動的范圍也已經從國內不同地區擴展到不同國家之間。在職業上，人們選擇的自由度也大大提升，在不同所有制之間、不同工作單位之間、不同職業之間的流動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道風景。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社會流動渠道逐步開放，逐步多元化，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可以在社會中獲得向上流動的可能。

② 中國二代現象的中國社會結構有固定化的危險

為什麼窮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嚴重，為什麼官二代能比窮二代佔有更多社會資源，為什麼國家富裕了生活變好了社會矛盾卻激化了？社會板結化了嗎，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是否還存在，二代們真的面臨一個斷裂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根源造就了二代現象？對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本刊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
階層流動的新通道
《南風窗》：前些年，有兩篇文章曾一度風靡網路，比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階層差距，因為出身不同，雖是大學同學，但家庭較窮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達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樣的生活水平。這比較適合60後70初的人，雖然出身於不同的社會階層，但是通過高考可以改變命運，18年之後，他們的後代終於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後來網路上又出現一篇《我用了18年，還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這篇文章深得80後認同，因為出身的階層不同，大學畢業後大家的生活分化越來越嚴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嚴重嗎？近年來，很多聲音批判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日益狹窄，社會階層嚴重板結化，原有的通過上大學和當兵這兩個渠道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經越來越難以改變，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被堵死了嗎？
陸學藝：其實中國社會真正流動就是改革開放這30餘年，流動通道沒有被堵死，只是改變了。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目前看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由十大社會階層組成，相比以前的「兩階級一階層」，很明顯社會階層結構已經由簡單化到多元化，所以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也在改變，不是像原來上大學和當兵然後分配那麼簡單。
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其實已經由封閉轉向開放。比較明顯的是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平均每年增加103萬個體工商戶，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萬個私企業主。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這也為中產階層的擴大造就了後備軍。還有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產階層。根據我們課題組測算，2007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占總就業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個百分點。現在每年約有800萬人進入中產階層，這都是階層流動。窮二代進入中產階層的機會應該有很多。
《南風窗》：從統計數字上看，中產階層確實在壯大，但中國往往存在統計數字和百姓感覺相悖的現象，目前一個普遍感覺是，中產階層在分化，大量的中產階層在往下掉。
陸學藝：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兩種趨勢同時存在：一種趨勢是以中產階層加快崛起為特徵。另一種趨勢則是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目前來看，這兩種趨勢在一起，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動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南風窗》：您剛才提到中國中產階層已經占總就業人口的23%，和我們常說的現代橄欖型社會相比，這個比例應該還很小。
陸學藝：確實，中國目前中產階層占的比重還遠遠不夠。任何社會，如果在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之間存在較大距離和斷裂，缺乏相當規模的中產階層存在，就可能是不穩定的，容易發生混亂和沖突。就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現狀來說，社會政策調控的取向重點應圍繞養大中產階層、縮小社會中下階層、調控階層利益展開。這樣，階層間的流動通道會很通暢。現在富二代、窮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說明整個社會還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針不變，現在就只是階段性問題，比如農民工的問題早晚會解決，農民工子女肯定不會固化為窮二代。
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15年
《南風窗》：二代現象是現在人們討論的一個很熱的話題，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代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二代現象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為什麼會存在如此明顯的二代現象，是不是社會斷裂、階層板結造成的？
陸學藝：二代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很多現象是階段性的。二代現象是中國目前復雜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這些問題的出現，說明社會可能是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觀察和判斷一個社會和社會現象，要從長周期和一個國家大的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可以說是「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這樣轉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激烈的社會矛盾是正常的。
當前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特徵，在世界各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也曾有過。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於具有關鍵意義的轉折時期，這個時期由於當時的「進步運動」而被稱為「進步時代」。1900年，美國製造業的總產值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美國經濟實力空前增加。但同時，美國社會當時也面臨著空前的危機，政治腐敗猖獗、市場秩序混亂、勞資沖突激烈、貧富差距懸殊、社會道德淪喪等等社會問題和矛盾顯化。日本從1955年開始進入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同樣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被認為是「生產為第一流，國民所得與消費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環境則屬第三流」。拉美在實現經濟起飛之後，也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動盪不安。
《南風窗》：那是不是說中國近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分化很嚴重是必然的？
陸學藝：社會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銳和嚴重的社會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國社會之所以現在出現很多問題，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結構遠遠滯後於經濟結構。中國在很多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導向下，過於追求增長速度，把應該配置到社會領域的資源與機會也配置到經濟領域中。改革開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適合當時發展的政策並沒有隨著形勢發展而及時進行調整，嚴重侵蝕了一些社會成員獲得資源的機會。目前中國亟需推動社會改革。美國、日本和拉美在經濟起飛後最終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根源就在於是否及時正確地實施了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
《南風窗》：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差距有多大？
陸學藝：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有些指標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後期階段的水平。而中國的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我們課題組經過測算得出，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
《南風窗》：是什麼原因導致社會結構如此滯後？
陸學藝：這個原因很復雜，首先，中國除了和其它現代國家經歷過的一樣，處於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還處於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這是中國特有的。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同時進行，相互作用，使轉變過程中困難重重，社會矛盾多發。而且把西方國家一二百年的轉型過程濃縮到了幾十年中。其次，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推進，但社會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都還沒有破題。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等等很多社會體制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一直沒有變，已經完全不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
《南風窗》：如果中國的社會體制改革遲遲不啟動，會有什麼後果？
陸學藝：美國成功的經驗，日本「成功的代價」和拉美國家的前車之鑒，是很好的教材。美國及時加強了對社會領域的建設，提倡社會公正，成功地將當時彌漫在整個社會中的種種怨氣、焦慮、憤怒和不安全感，轉化為改革的動力。日本雖然也意識到了社會建設的重要性，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落實到位，日本雖然最終成為經濟大國，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比如住宅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好。拉美國家則因為對社會建設認識不夠，社會體制改革力度不足，經濟起飛之後即陷入了持續衰退，社會動盪，最終成為「難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國種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問題的出現，正是社會建設沒有跟上造成的。
《南風窗》：如果不及時推動社會改革，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拉美陷阱」？
陸學藝：有這個可能。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主要受兩種力量驅動，一是來自市場的力量，二是來自國家的力量。根據經濟發展和目前政策選擇的不同，未來中國社會存在四種不同的可能。1、如果經濟保持較快發展，政策體制調整及時，社會改革啟動，那就會形成理想的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經濟會繼續保持高增長，社會穩定。現在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二代現象也會隨之消失。2、如果經濟保持較快發展，但政策體制調整不及時，會造成社會階層結構進一步分化，出現「工」字形社會階層結構。一旦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形成，經濟也難以保持高增長，階層間的利益沖突放大，社會必然不穩定，有極大的斷裂風險。3、如果經濟發展放緩，但政策體製得到調整，也會促進社會階層結構的合理發展，現在的社會問題也會消失。4、如果經濟發展受阻，政策體制調整又沒有及時跟進，社會階層會嚴重分化成社會上層和社會底層兩大群體，階層之間的利益嚴重沖突，整個社會階層存在嚴重的風險，現在的問題會繼續激化和放大，二代現象最終會無法解決。
《南風窗》：也就是說，不管以後中國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只要政策體制調整到位，中國社會都會穩定發展。現在中國是不是已經到了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
陸學藝：是這樣的，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但是由於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產階層過小等，如果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將會影響到今後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展。有學者指出，社會結構正在定型化，社會有「斷裂」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
《南風窗》：社會體制改革啟動的關鍵是什麼？
陸學藝：中央政府的決心。改革開放到現在，一些大的決策都是中央強力推進的。社會矛盾重重，階層板結，社會面臨斷裂危險等等的根源在體制，體制有問題，靠個人突破是解決不了的。

③ 社會群體日益分化,出現了哪些群體

我國現階段正處於全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社會階層出現迅速的分化。首先，農民階級出現重大的裂變及分化，其經濟地位、職業結構、社會分層都發生了大的變動。其次，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組合：一是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不斷發展壯大。除原有公有制企業的工人階級外，又出現了許多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人階級隊伍；二是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許多新的相對獨立的階層。再次，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出現了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出現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以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經濟差距明顯拉大，原來隱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後的各種具體利益的沖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新形勢造成的新矛盾不斷出現。 首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來單一計劃經濟結構向市場契約型的多元結構的轉變過程中，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利益主體結構呈多元化趨勢。傳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提出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要求；在經濟增長中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面對不平等的分配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由此，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變改變了各類人群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無論處於何種階層的社會成員，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都希望看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利益權利能在民主氣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動，希望得到更多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擁有較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願望和要求。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存在著社會心理失衡加大傾向。這種社會結構變動中不同階級、階層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帶來的摩擦與激盪的背後蘊涵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 其次，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利益多樣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導致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客觀條件和社會變革的復雜性，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日益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這種多樣化也導致了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在價值趨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態度和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使社會價值和社會意識多樣化趨勢表現得日益明顯。不僅如此，在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

④ 劃分階級所依據的根本標準是各社會集團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分析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傳統方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種變化。於是，理論界引進和運用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而引進和運用新方法與沿用傳統的分析方法，有助於科學地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

一

在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我們分析中國社會階級結構，主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這種方法根據生產資料和勞動的佔有狀況，將社會成員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按照人們的經濟地位，將中國社會的階級區分成地主和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等幾個不同的階級。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黨對中國社會階級結構重新進行了劃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後來又頒發了一些補充決定，將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成分劃為地主、資本家、開明紳士、富農、中農、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貧農、工人、貧民等13種。1956年底，我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理當對我國的階級結構作出新的劃分。但種種原因使建國之初的階級成分劃分被保留下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我們黨對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認識才發生了重大改變。首先是在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代表我們黨將知識分子確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其次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不僅在農村給那些被定為地主、富農分子的社會成員摘去了「帽子」，而且在城市恢復了原工商業者的勞動者身份。這樣，我國的社會結構就劃分為「兩階級一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

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僅用傳統的階級分析法來分析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巨大變化，已經遠遠不夠。於是，理論界引進了一些新的分析手段。其中，最常見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是身份分析法，即根據人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將社會成員劃分為若干群體。最為典型的，就是按照人們持有戶籍的不同性質，以及在國家勞動人事制度中的不同編制，將社會成員分為工人、農民和幹部三大群體。另一種是利益分析法，即主要根據人們獲得的不同經濟利益，將社會成員劃分為若干利益群體。如有的學者根據人們在改革開放中的利益得失，將我國社會成員劃分為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者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還有一種是階層分析法。這種方法以職業分工等多種因素為依據，對社會成員進行階層劃分。如有的學者將我國社會成員劃分為農民、管理幹部、工人、知識分子等階層。在上述三種分析方法中，又以階層分析法最為流行。

社會分層法的廣泛運用，產生了與傳統的階級分析法的矛盾。對此，我國學者或者不去考慮社會分層法與階級分析法的關系；或者堅持階級分析法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同時借鑒西方社會學社會分層理論中的合理成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或者認為生產資料和勞動的佔有狀況不能作為當代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劃分標准，應當以職業分工為基礎，按照社會資源的佔有狀況及其他因素來劃分。

二

社會分層法與階級分析法之間的矛盾，歸結到一點就是階級分析法在當代還有沒有價值？提倡階層分析法的學者，對階級分析法的當代價值持否定或懷疑的態度；而主張階級分析法的學者中，有人也只是把它當作引進其他方法的「護身符」。為了端正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態度，並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法，就必須充分認識它的當代價值。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經歷過從「沖突論」到「功能論」的重大發展，仍然能夠用來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在眾多的社會分層理論中，有的重在揭示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的利益整合，我們可以謂之「功能論」。按照這種分類，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無疑都屬於「沖突論」的范疇。現在，有人之所以否定、懷疑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主要就是因為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認為階級分析法過時了。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沒有看到階級分析法中的「功能」因素，更沒有看到它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運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雖然屬於「沖突論」，但是其中包含著「功能論」的成分。如「工農聯盟」強調的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合唱」，服務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我國改革開放後，階級分析法的「沖突」特徵減弱，「功能」特徵增強。我們黨做出了階級斗爭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確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大基本力量。由此形成的「兩階級一階層」的分析方法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更好地適應了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對於正確分析當代中國的兩大基本階級與其他階層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當代中國，還能不能以生產資料和勞動的佔有狀況為標准進行階級階層的分析？應當說，從我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開放之前，生產資料佔有的不同僅僅表現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不表現為誰佔有與誰不佔有。由於「一大二公」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所以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大膽調整。尤其是在黨的十五大以後，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個體經營者、私營企業主的人數激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我們現在能夠把他們劃分為一個新的階層，所運用的方法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所依據的標准正是生產資料和勞動的佔有狀況。近幾年，雖然我國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很快，但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主的人數在全體社會成員中的比例很低，而且他們也沒有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因此，我們只有稱之為階層，不能稱之為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對於正確分析當代中國兩大基本階級之間的關系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概念既相對於資產階級，也相對於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雖然不是對立的階級，但他們在生產資料的佔有、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等方面均有很大區別，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中，一直都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劃分。這一點，對於分析我國的社會結構尤為重要。新中國建立後，隨著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結束，作為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消滅。這就意味著工人階級與國內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不再存在。另一方面，我國歷史上形成的、計劃經濟時期又得到進一步強化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受到人口、資源、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在短期內還不能完全解體，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差別和矛盾將長期存在。因此，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在宏觀上將我國的社會結構劃分為工人和農民兩大基本階級，才能正確分析城鄉關系、工農關系，並據此採取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逐步消滅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面推進。相反，如果我們放棄階級分析法，僅從職業分工上來劃分社會階層，工人階級就必然被界定在產業工人這樣一個狹小的范圍內，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工農矛盾就會為許多次要矛盾所沖淡和掩蓋，我們就無法科學地揭示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也無法正確地分析改革開放中的工農關系。

三

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並不表示它能夠解決當代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分析的一切問題。事實上，為了能夠對當代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做出准確的、細致的分析，引進和運用其他新的分析方法，特別是階層分析法還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從理論上講，階級分析法與階層分析法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階級分析的優勢就在於能夠科學地揭示階級之間的關系，而階層分析的長處就在於能夠深入階級的內部，具體地揭示某一階級的全貌。所以，階級分析是社會階層分析的前提和基礎，階層分析是社會階級分析的深化和發展。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階級分析法時，從來就沒有反對過階層分析，沒有否認過階級內部有分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1]他們也從來沒有否定過基本階級以外的社會階層的存在，而是認為「實際的社會結構，——社會決不僅僅是由工人階級和產業資本家階級組成的」[2]。當時，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對各個階級的內部階層作過深入研究，但上述思想無疑為我們今天分析各個階級的內部分層奠定了理論基礎。

其次，從實踐上講，階級分析法已經無法針對兩大基本階級的內部結構進行深入分析，更不能很好地解釋我國社會成員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經濟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社會處於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控制之下，社會分層並不復雜，運用階級分析法能夠說明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社會不僅形成了一些新的階層，如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從農民階級、工人階級中分離出來，而且在農民階級內部、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層。在農民階級內部，已經形成了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鄉鎮企業工人、農村管理者、鄉鎮企業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等不同的階層。在工人階級內部，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簡單地劃分成幹部和一般工人，而是出現了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者、企業管理者、產業工人、專業技術人員、私營企業主等不同的分層。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個人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化，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經濟分層也越來越明顯。階級分析法對此往往鞭長莫及。只有引進和創新其他一些分析方法，如階層分析、利益群體分析等方法，才能夠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做出深入的、科學的分析。

綜上所述，在今天，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同時也需要借鑒西方社會分層理論中的合理成分，引進一些新的分析手段。惟有如此，才能夠在理論上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在實踐上不斷推動和促進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朝著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向進步。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273.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62.
[作者簡介] 郭榛樹（1966-），男，江蘇興化人，博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講師。
(責任編輯 周曉中)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3年第1期

⑤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1992年時結束。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提出是十四屆五中全會。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

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從黨的十四大起，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取向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成為自覺、主動的歷史進程。

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把黨的十四大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系統化、具體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原則、方針和內容做出決定。

《決定》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微觀基礎到宏觀管理，從城市改革到農村發展，從經濟運行機制到科技教育體制，從經濟手段運用到法律制度建設，從生產、分配到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和領域，規劃了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任務，構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

《決定》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勾畫了科學、系統的宏偉藍圖，成為全黨、全國人民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圖大業的行動綱領。

實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變革，這是從我國的具體實際出發的，同時借鑒了國際市場經濟的成熟經驗，在市場運行機制和法律准則等方面與國際社會基本一致。到本世紀初，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已經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

當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構建起來之後，市場化進程的重點則在於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或者說是市場經濟建設的「質量」方面。所以，黨的十六大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本世紀頭二十年經濟建設和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

(5)計劃經濟體質下的社會分層擴展閱讀：

國有企業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和難點

我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解決許多極其復雜的問題，其中的重點和難點是讓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確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強調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形式，調整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生產管理許可權與利益分配關系，在企業內部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這一時期改革的主要舉措是「放權讓利」，先是實行國有企業利潤留成制度。

1981年實行「利潤包干制」，企業按核定的利潤目標向國家承包，超過的部分歸企業留用，完不成的部分由企業自行補齊。此後又實行了「利改稅」，把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改為繳納稅金，稅後利潤全部留歸企業。

1984年，中央明確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後，國有企業開始推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企業有自主選擇和安排產供銷活動的權利，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

1992年，中央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明確規定企業享有生產經營決策權、產品銷售權、資產處置權等經營自主權。事實上，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已逐步擁有了產品所有權，基本確立了市場主體地位。

從1993年到2002年，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從政策調整進入到制度創新階段，國有企業開始推行公司制改革。

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1999年，進一步明確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要求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已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此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繼續深化。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在這個框架下，中央又正式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按照這一思路，國有企業不斷深化公司制改革，進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同時，分類分層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引入各類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提升國有資本經營效率和效益。

由此可見，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也是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產品所有權科學分離的過程。如果說在早期放權讓利階段企業尚不擁有獨立的產品所有權，那麼，到了承包經營制階段，經營權與產品所有權就都下放給了企業。

後來的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推動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產品所有權分離。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自信地說，經過40年改革創新，我國國有企業已經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⑥ 求一篇·申論·述評·範文

您好，中公教育為您服務。
百姓話變質土壤：
影響：過度開發侵害百姓利益 給食品安全帶來威脅
人民網網民「丁子一」：工業在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排污對土地、水資源、環境等造成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在這一系列的問題背後我們忽略了對權力的控制,使得有些人為所欲為狂佔社會資源，過度開發擠吞百姓利益。
新浪網網民「 天地外星人」：從三聚氰胺奶到地溝油，從牛肉膏到鼠肉串，從水銀刀魚到蘇丹紅蛋，從瘦肉精到鎘大米，不斷出現一種接一種駭人聽聞的化學食品，食品安全防線一步步走向崩潰，在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歪風沖擊之下，我們的道德節節敗退，走向崩潰，每位國人需要深度反思。
新浪網網民「南海環保」：鎘是一種重金屬元素，在冶金、塑料、電子等行業非常重要。數據顯示，湖南省是全國最大水稻主產區，去年水稻產量2631萬噸，佔全國水稻產量12.9%，同時湖南也是有色金屬之鄉。湖南出現「鎘大米」不僅是食品安全問題，更大程度上是環境污染問題。
措施：信息公開 完善制度
新浪網網民「種菜樂呵呵」：公開污染數據讓公眾知曉，有針對性地實施應對方案，這既是對公眾社會責任心的尊重，更是公眾不可剝奪的權利。 治理土壤污染關鍵是信息公開。
人民網網民「引丹喻理」：農村土地環境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底線，國家相關部門應建立農村土地資源狀況調查、環境影響評價、土壤生態補償制度和土壤保護預警制度，制訂有針對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標准。
百姓話黨風：
觀點一 老百姓對轉作風的認可度取決於持續多長時間
新浪網民「岸的守望」:令行禁止，中央抓得好，有利於取信於民。希望能長抓不懈，轉變作風不要成為一陣風。
人民網網民「翰烽」:好的規定能否堅持做下去是個問題。大凡一項措施，起初都還是很嚴格，可是往往到了後來，就漸漸放鬆和疲勞，自然而然重心也偏移了。這就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比如關於大吃大喝的問題，必須要從財政預算改革上著手;比如文風會風的問題，必須要從政績考核體繫上著手。不能反腐一陣風，必須堅持下去。
觀點二 狠抓典型，無論問題大小絕不放鬆
人民網網民「xy大漠飄雪」:十八大期間以李春城為代表的一干高管落馬，看作是「打老虎」，這次通報的六個典型，無疑是打「蒼蠅」。六個典型涉及的官職不大，但非常有典型性。民間常說中央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越到基層跑調得越厲害。這六起典型都是來自基層，具有廣泛代表性，這次通報對基層的膽大妄為有著很強的警示和威嚇作用，徹底打消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僥幸觀望心理。
騰訊一手機網民:無論事件大小，都一視同仁，一律對待，決不搞下不為例，決不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才能杜絕一切貪污浪費等行為。
觀點三 規定需嚴格執行與落實，嚴懲違紀者
人民網網民「揚起帆兮去遠航」:不掐住違規官員的脖子，他就戳廉政的脊樑骨，發現一起處理一起遠不夠，得發生一起處理一起才行。
搜狐網民「楊宜勇」:「八項規定」是改進文風會風、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的重要舉措。有了制度規定，沒有嚴格的執行和落實，就會流於形式，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與形象。改進作風，必須既設「高壓線」，又通「高壓電」，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按照「零容忍」原則，動真碰硬，嚴查嚴糾，維護「八項規定」的嚴肅性、權威性。
新浪網民「騎車上海行」:關鍵是八項規定能否執行下去，重點是如何處理違規違紀者，從重嚴懲才能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否則，不痛不癢，免職再復職只能越反越腐。
觀點四 加強群眾監督
人民網網民「翰烽」:對政府及官員的監督必不可少。建立一個常態化的監督機制，媒體和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充當監督角色，讓群眾成為領導幹部身邊無處不在的眼睛，才能形成足夠的震懾。
新浪網民「大漠飛虎2011」:建立監督機制，拓寬舉報渠道，才能有效抵制腐敗!健全完善的法律和監督體系作支撐，對政府職能部門形成互相制約的體制架構，並發動群眾監督檢舉揭發丑惡，加大反腐力度，真正貫徹落實八項規定精神。
百姓話兒童安全：
觀點一 對侵犯兒童權益犯罪要嚴懲
騰訊網網友 對侵犯兒童權益的犯罪行為，絕不能姑息，絕不能容忍，要依法重判!這些道德淪喪、喪盡天良的行為，應當受到最嚴厲的譴責和制裁。
觀點二 保護兒童權益需全社會共同關注
新華網網友未成年人權益受到侵害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需要全社會的聯防。要建立未成年人防止受侵害的綜合預防體系，從社會、家庭、學校、社區的角度，開展綜合治理。讓社會群眾的保護、家長的監護、孩子的自我保護等多位一體，多管齊下。
觀點三 侵犯兒童權益易引發兒童犯罪
人民網網友 侵犯兒童權益的行為對兒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很多孩子存在嚴重的心理障礙，自閉、情感淡漠、抑鬱，甚至對家長或者老師存在逆反心理、報復心理，以至於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百姓話科學素養：
網民「舒天烈」：王林擅長玩蛇。在《山海經》中，有一種叫「委蛇」的幻想生物，人首蛇身，並且有兩個頭。這正是一些「大師」的寫照——一頭是迷信，一頭是利益，終歸會合體。而這種「委蛇」，最怕的是打雷。或許，該有法規紀律的雷聲響起，震懾一下這些妖異了。
科學力量_39353：王林事件中，馬雲、李連傑、趙薇等人的行為雖然令人可悲可嘆，但各路媒體，包括央視的焦點訪談，沒有坐等，而是及時的揭露，有相當部分的網友也持有質疑和批判的態度，顯示了一定的科學素養，這是令人倍感鼓舞的。在中國，各類大師的日子只能是越來越難過。
李斌0791：「風水大師」、「氣功大師」都是時代的怪相，這類「偽大師」們以愚蠢、低劣的手段來挑戰人類的智商、挑戰人類文明的底線，卻得到眾多無知者膜拜。沒有堅實的科學信仰只能並將不斷產生這種愚昧的現象。
開噗噗車的小Q：精神空虛，信念缺失造就了這些所謂似神似仙的道貌神棍，命運不是靠謀算，前途不是靠胡謅，與其相信牛鬼蛇神的無稽之談，不如踏實本分的走自己腳下的路。用科學信條充實精神世界，用真善美填補內心的無妄虛偽。
李斌0791：「氣功大師」的風靡中華大地及其眾多粉絲的膜拜，是對理性、科學、文明的嚴重侮辱、踐踏、褻瀆。難道要使「賽先生」匍匐在地、向隅而泣?
百姓話貧富差距：
觀點一 設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
網友「十三郎」：必須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很多地方聲稱工資逐年增長，卻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使得工資增長沒有落到實處，還有全國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收入水平，也因為監督的匱乏而不能有效落實。
觀點二 加大對隱形收入、違法收入的監查
網友「歐陽一刀」：建立完善的個人收入申報制度，防止偷稅漏稅行為的發生，這樣才能保證起碼的公平
網友「佳宜」：官員腐敗需遏制，官員的各種隱形收入超過其工資收入，政府需加大力度進行整治。
觀點三 進一步完善稅收調節的功能
網友「藍天雲」收入的調節可以從稅收方面著手，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征稅，轉移支付給低收入者，對中低收入群體減稅，縮小收入鴻溝。
網友「真的愛你」：調整後的個人所得稅仍存在該減的沒減夠，該多征的沒多征，調節居民內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的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發揮。
觀點四 公務員工資制度需進行改革
網友「晴空萬里」：公務員、事業單位和社會實行兩套標准，這是我們要反對的，必須實現同工同酬。同樣的福利制度是不分對象的。大家都為國家的建設做出了貢獻，為什麼企業單位的退休人員就要比機關單位的退休人員退休工資要少很多?建議中央政府實行「單軌制」，以縮小收入差距。
觀點五 縮小同行業間收入差距 實現同工同酬
網友「沙漠駱駝」：希望國有企業加快一視同仁的人事制度改革，盡快實行同工同酬，不要把職工分成三六九等，徹底解決招聘工們「幹得多、掙得少」的問題。
其它
網友「魚翔淺底」：完善稅收體系，嚴控虛高物價。細化調資的傾斜政策，參照個人工資水平與社會人均工資水平的比差，將有限的財政資金最大限度地用於提高同層次人員中的低收入者水平。
希望可以幫到您！
如有疑問，歡迎向中公教育企業知道提問。

⑦ 分析一下社會分層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這就如你穿著破衣服赤著腳下在路上走，看著身邊的人坐著寶馬穿著名牌，你說你會怎麼想，你說會有什問題

⑧ 為什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依然會存在社會分層現象

一：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必須有高有低。
二：必須按勞分配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老不得。
三：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對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的社會扣除以後，按照個人提供給社會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
按勞分配的核心是「勞」，但是，對「勞」卻有不同的理解。在一般教科書中，「勞」首先被理解為個體的「勞」，其次被理解為勞動本身，再次被理解為只有復雜簡單之分，而沒有優劣之分。這樣的理解，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施按勞分配原則，是很不利的。這種理解，也是一些職工對按勞分配產生疑惑的根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實際上國家是一個大企業，不同的職工在不同的工廠里，但實際上仍然是國家這個大企業的一分子。那時，按勞分配是由國家進行的，每個職工都是平等的，因而把「勞」理解為個體的「勞」，尚有某種合理成分。改革開放，國家不斷向企業放權，最終使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進行按勞分配，面對的不再是職工個體，而是企業。因此，再把「勞」理解為個體的「勞」，就很不妥當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勞」首先應當理解為是企業的「勞」。國家通過宏觀管理這只「手」，市場通過「看不見的手」，共同對企業進行按勞分配。企業「勞」越多，獲得的分配也就越多。一方面，國家和市場對企業進行按勞分配；另一方面，企業對職工也要進行按勞分配。在企業內部，「按勞分配」之「勞」就是個體的「勞」。由於管理模式不同，企業也可能只對車間、班組進行分配，但職工最終獲得的分配還是按自己個體的「勞」計算的。如果企業的「勞」不多，個體的「勞」再多，個體也難以獲得較大的分配物。事實上，甲廠高級工程師的收入不如乙廠工人，丙廠勞模的收入不如丁廠守門人的情況，在現實中隨處可見。如果我們不把「勞」既理解為企業的「勞」，又理解為個體的「勞」，就難以解釋這種現象，職工的疑惑也就難以消除。當然，上述「不平等」現象需要國家採取措施，予以調整。不同企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不利於調動職工的積極性。

⑨ 中國是在經歷一場多元社會結構的轉型期么

我國現階段正處於全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社會階層出現迅速的分化。首先，農民階級出現重大的裂變及分化，其經濟地位、職業結構、社會分層都發生了大的變動。其次，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組合：一是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不斷發展壯大。除原有公有制企業的工人階級外，又出現了許多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人階級隊伍；二是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許多新的相對獨立的階層。再次，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出現了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出現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以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經濟差距明顯拉大，原來隱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後的各種具體利益的沖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新形勢造成的新矛盾不斷出現。

首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來單一計劃經濟結構向市場契約型的多元結構的轉變過程中，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利益主體結構呈多元化趨勢。傳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提出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要求；在經濟增長中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面對不平等的分配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由此，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變改變了各類人群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無論處於何種階層的社會成員，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都希望看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利益權利能在民主氣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動，希望得到更多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擁有較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願望和要求。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存在著社會心理失衡加大傾向。這種社會結構變動中不同階級、階層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帶來的摩擦與激盪的背後蘊涵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

其次，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利益多樣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導致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客觀條件和社會變革的復雜性，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日益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這種多樣化也導致了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在價值趨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態度和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使社會價值和社會意識多樣化趨勢表現得日益明顯。不僅如此，在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以及各種思潮相互沖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們開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評價政治現實，人們的價值取向正朝著個性化、現實化的端點移動。這種思想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影響，客觀上使主流意識形態維持社會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日益多樣化。

第三，人們對政治民主提供保證及表達渠道的要求進一步提高。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現代化的推進，現實生活中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各種差別、差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依然客觀地存在著。這種現象不可能很快消除，並且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有所加大。當這種現象超越一定限度，人們的期望長期受挫折，就會構成政治不穩定的心理基礎，並在其他偶發條件的影響下，導致政治騷亂的社會氛圍。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種種現實因素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公共事務、政治事務的空間還很小，還處於自發狀態向自覺狀態的過渡之中。大多數群眾的民主參與主要以維護其經濟權益為目的，尚未把政治參與當作一種目標、一種價值自覺地去追求，因而導致社會民主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有正當的參政議政、民主選舉、反映情況；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問題無法解決時採取極端方式來表達自己要求的，以致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二

各國政黨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中，所經歷的變革過程肯定不盡相同，但是也可以發現一些普遍性的規律。首先是政黨變革必須維持和增強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的變革與轉型。與階級對立時代不同的是，現在各國政黨都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和階級調和，政黨為了贏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斷擴大政黨代表性，擴大執政的階級基礎。一方面擴大政黨開放性，黨員構成由相對封閉的、排他性的、只容許特定階級或階層加入，轉變為向更廣的階級范圍開放；另一方面，政黨盡量代表大多數甚至全體選民的利益，提出讓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張。其次是增強政黨能力，對於執政黨來說，就是增強執政能力。西方國家大多數實行政黨競爭體制，政黨要想取得執政地位或者連續執政，必須不斷提高政黨競爭力，提高執政績效。為此，各執政黨十分注重培養和選拔黨內精英，吸引和發展高素質人才充實政黨。最後是加強黨內民主建設。黨內民主不僅對於一黨制國家的政黨來說十分重要，對於多黨制國家的政黨同樣重要，如何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是世界各國政黨面臨的共同問題。

在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被賦予了主導和組織現代化運動的使命，黨和政府是發展的計劃者和推動者，擔負著促進增長、社會動員、公平分配、國家整合、政治參與等繁重的任務，因而也就承擔著相應的多重責任。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轉型期中國社會歷史條件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也給中國的政黨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對黨的政治權威帶來新的挑戰。黨能否容納不同的階層？能否整合不同的社會力量？能否緩和社會沖突和不安定因素？這些都亟待我黨給予戰略性回應。黨應從各個方面不斷整合資源和強化優勢，這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政黨變革必須維持和增強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強化黨的政治權威。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的政治權威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確立。現今，隨著社會轉型期經濟利益的分化與新興階層的出現，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則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市場體制是一種競爭型機制，競爭是社會成員以社會稀缺資源，如財富、權力、聲望等為對象進行利益博弈。這種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動，因而對社會秩序體系形成壓迫。而要實現現代化的趕超性，既要有防止社會失范的剛性，又要提供滿足社會良性發展的彈性空間，這就要求國家一方面具有強大的權威，另一方面又能靈活反應，運籌帷幄。政黨是國家和社會關系有效協調和互動的紐帶，面對轉型過程中大量的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需要有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政黨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權威發揮其導向、組織、協調功能，並通過必要的政府行為調動、集合、配置、優化社會有效資源，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

其次，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高度的政治價值認同。意識形態是政治權威合法性資源結構中最為基礎的部分，它為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提供道義上的詮釋。民眾對執政黨所倡導的價值觀念予以認同,意味著執政黨贏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礎。為此，必須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要在現代化的新形勢和背景下對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主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不斷進行豐富、發展和創新，使黨所倡導的政治價值理念具有兼容並蓄其他意識形態合理、科學成分的能力，擴大其包容性、滲透性，增強其內涵底蘊。在當今，隨著社會轉型向縱深拓展，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系和經濟生活期望急劇膨脹，尤其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轉化為人民的主流意識形態，讓人們產生與黨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認知，贏得人民群眾對黨的政治思想的認同和支持。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時代特點和要求的現代思想教育體系，利用多維度、多層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們灌輸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政治價值觀念，從思想認同上構建黨的政治權威基礎。

第三，構建系統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合理地協調和整合社會利益。一個強大的政黨體系可以為吸收新的集團進入體系提供製度化的組織秩序，這是社會政治安定的保障。黨作為維持社會和國家平衡的杠桿，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歷史背景下，應不斷拓展與社會的鏈接通道，及時地將現代化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成功地吸納到政治系統中來，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各項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參與的各種體制與機制，為新興社會階層、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寬松的渠道，開發黨的政治權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資源和力量。此外，黨必須以社會公正為准繩進行社會利益整合，應通過完善體制和政策供給合理地協調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盡可能地反映和兼顧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認各群體差別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公共權力的職能，利用宏觀調控、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等手段編織社會利益協調機制，要鼓勵公平競爭，體現效率優先，更要重視和關心生活處於貧困狀態和失業、半失業的弱勢群體，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促使社會利益分配的相對公平。

最後，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須進一步擴大。執政黨領導和推動的社會轉型是一場深刻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必將影響和沖擊現存的體制而誘發政治問題的產生，進而推動社會政治轉型，最終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黨內和社會兩方面看，首先是黨內民主，因為它對人民民主起著示範和帶動作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對於增強政治合法性和執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必須在黨內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之間、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領導幹部和黨員之間、黨員和黨組織之間建立起更加民主的關系，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積極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體的不斷壯大，必將產生廣大民眾更加迫切的政治參與要求。如果這些階層的政治要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壓力的積累，而這種壓力則直接影響到執政黨地位的鞏固。要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因此，政黨制度的不斷完善，必須與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聯系起來。

一個社會是否能夠良性的運轉和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是否能夠獲得協調各種矛盾和利害沖突的政黨制度。就中國而言，隨著社會轉型向縱深拓展，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促成不可逆轉的社會結構變遷。隨之而來的是新舊思想的激烈沖撞，原有階級結構的日益分化，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矛盾和利益關系的日趨復雜。如此，獲得一個與社會變遷相適應的社會整合機構——政黨制度，對超大規模的中國轉型社會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關繫到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成敗。歷史和現實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適應性，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實現政治發展，保障政治穩定，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揮著巨大的能動作用。展望未來，它必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中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⑩ 簡答中國的階層分化。要專業的如題 謝謝了

我國現階段正處於全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社會階層出現迅速的分化。首先，農民階級出現重大的裂變及分化，其經濟地位、職業結構、社會分層都發生了大的變動。其次，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組合：一是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不斷發展壯大。除原有公有制企業的工人階級外，又出現了許多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人階級隊伍；二是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許多新的相對獨立的階層。再次，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出現了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出現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以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經濟差距明顯拉大，原來隱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後的各種具體利益的沖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新形勢造成的新矛盾不斷出現。 首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來單一計劃經濟結構向市場契約型的多元結構的轉變過程中，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利益主體結構呈多元化趨勢。傳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提出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要求；在經濟增長中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面對不平等的分配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由此，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變改變了各類人群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無論處於何種階層的社會成員，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都希望看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利益權利能在民主氣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動，希望得到更多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擁有較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願望和要求。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存在著社會心理失衡加大傾向。這種社會結構變動中不同階級、階層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帶來的摩擦與激盪的背後蘊涵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 其次，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利益多樣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導致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客觀條件和社會變革的復雜性，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日益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這種多樣化也導致了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在價值趨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態度和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使社會價值和社會意識多樣化趨勢表現得日益明顯。不僅如此，在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以及各種思潮相互沖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們開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評價政治現實，人們的價值取向正朝著個性化、現實化的端點移動。這種思想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影響，客觀上使主流意識形態維持社會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日益多樣化。 第三，人們對政治民主提供保證及表達渠道的要求進一步提高。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現代化的推進，現實生活中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各種差別、差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依然客觀地存在著。這種現象不可能很快消除，並且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有所加大。當這種現象超越一定限度，人們的期望長期受挫折，就會構成政治不穩定的心理基礎，並在其他偶發條件的影響下，導致政治騷亂的社會氛圍。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種種現實因素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公共事務、政治事務的空間還很小，還處於自發狀態向自覺狀態的過渡之中。大多數群眾的民主參與主要以維護其經濟權益為目的，尚未把政治參與當作一種目標、一種價值自覺地去追求，因而導致社會民主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有正當的參政議政、民主選舉、反映情況；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問題無法解決時採取極端方式來表達自己要求的，以致影響到社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