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校如何上體育課

㈠ 近代中國學校體育發端於什麼時候

近代中國學校體育發端於洋務運動之中，但體育課程在學校教育體系中得以確立則是在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與實施之後。近代的中國學校體育從最初的學習德國的兵式體操到後來的學習日本、美國的體育課程體系，其結果都不是非常的成功（當然在學習的過程中總是促進了我國學校體育的發展）。

1 中國近代學校體育發展的困境
1.1 缺乏學校體育發展原動力從總體上講，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種內陸型文化、農耕型文化、宗法型文化，這就決定了它是一個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系統，宗法等級倫理綱常貫穿於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使社會生活各個部分都具有了人倫色彩和倫理意識。正是這種特殊的文化類型使得整個中國文化在整體上呈現出求穩求同顯保守，重繼承輕創新，重過去輕現在和未來，重義輕利等特徵。這也就決定著近代學校體育這一新生事物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註定是要受到抵制的，是缺乏原動力的。學校體育對於存在了幾千年的中國來講是一個新鮮事物，況且它又是伴隨著那個年代中國人所不齒的「夷人」的洋槍洋炮傳人中國的，無論是從文化底蘊上還是從感情上，中國人都是難以從思想上接受的（盡管形式上也在進行「摸索性學習」）。

1.2 缺乏科學的教育理論中國傳統的教育理論更多的是經驗型、思辨型理論。而近代學校體育所提倡的是一種理論型、實證型教學理論，兩者必然會發生矛盾。所以我們可以進行「道爾頓制」、「文納特卡制」試驗，我們也可以引進赫爾巴特的五段教學法、單級教學法、分組教學法以及當時國際教育界流行的任何教學方法，但是我們最後發現，我們所得到的並不是我們想要的。

1.3 從「目的論」到「手段論」的困境西方的學校體育始終堅持「根據學生實際鍛煉效果來判斷對個體和社會具有的意義」（即「目的論」）。從1423年義大利人文主義教育家維多里諾創建的名為「教育之家」的學校進行包括體育在內的一系列的「自然教育」開始到誇美紐斯提出的「遵循自然」的教育原則一直到盧梭提出「體育（教育）的原則和方法就是順應孩子的天性」，應當說西方的學校體育一直堅持著「自然主義的目的論」。至於到了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中葉，古茨穆茨①和施皮斯②的發展，學校體育的目的論發展到了極致，「在客觀上與大工業要求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趨勢相適應」（請注意還是提高人的素質）。

1.4 缺乏主體③的參與熱情中國文化有其強烈的歸屬性，有其自身的特點，但有些對於學校體育的發展來講卻是「致命的」。諸如重人文，輕自然的思想，即「子不語怪、力、亂、神」④；重道輕藝，即「德成而上，藝成而下」⑤這是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觀念形態、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是肇始過去與融合於現在並直達未來的一種意識趨勢和存在，是凝聚和積淀起來的民族性格和社會心理意識。

㈡ 1903年清政府頒布了什麼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來學校教育無體育的歷史

1903年，清政府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學校沒有體育的歷史。

《奏定版學堂章程權》不僅規定了中國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付諸實踐實施的學制（通常稱為「癸卯學制」，他是仿效日本學制而制定出來的），而且也規定了各級各類學校均應開設「體操科」（體育課），並要求從小區到高等學堂，時間為二或者三個小時。這是中國首次以法規形式確定了體育課在學校課堂中的地位，也是中國近代的起步。

㈢ 近代體育教學內容是怎樣發展的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絕大多數朝代都存在「重文輕武」的教育思想,偏重德育和智育,輕視甚至無視體育。鴉片戰爭之後,由於西方列強和日本的軍事侵略,清政府被迫簽定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經歷了種種屈辱的清政府和民眾。逐漸認識到「強國」、「強兵」的重要性,我國學校體育也因此開始進入醞釀、萌芽階段。
鴉片戰爭之前,雖有極少數教會學校已開展課外體育活動,但影響較小並未能引起國人重視。李林認為:我國學校體育的歷史起點應該是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學」與「洋務運動」的興起,西方的體育也逐漸被引進學校(主要是軍事學堂)。從19世紀60年代起,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陸續創辦學堂。據統計,同治、光緒年間(1862—1895年),先後有23所洋務學堂開辦。當時的北洋水師學堂的體操課教材以兵式體操為主,普通體操和田徑為輔,還包括擊劍、刺棍、拳擊、啞鈴、算術競走、三足競走、跳遠、跳高、足球、游泳、木馬、單杠及雙杠等,屬綜合性教材。教會學校中雖然開設體育課的比較少,但是開展課外體育活動卻相當普遍。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於1864年創辦的山東登州文會館,就設有體操(體育)課程。還有就是通過1881年《福州鶴齡英華書院章程》的課程匯表,我們知道該校體育課程的教學內容大致包括:打球、體操和身體學。很多教會學校開展課外體育活動,如「美以美會」在江蘇鎮江開辦的女子學校、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煙台開辦的匯文書院等。
1901年,清政府下令將全國的書院改為學堂,並進行全國范圍的課程改革,形成了我國近代普通學校的雛形。在當時興辦的新式普通學堂中,也大都把體育課列為學校課程之一,如上海南洋公學附屬高等小學堂,三個學年均設有體操課程,其體操教學內容是:第一學年柔軟體操、第二學年柔軟操、第三學年兵式體操。又如上海三等公學、上海澄衷學堂、上海育才書塾、廣州教忠學堂、廣州時敏學堂、湖南時務學堂等,均設有體操課。
在向西方列強學習和教會學校的啟發下,洋務派創辦學堂,將西方體育教學內容移植到我國學校教學中,打破了我國兩千多年來學校中沒有體育課程的模式,其體育課程發展和教學內容已經呈現出近代體育課程的萌芽狀態。至此,可以說我國近代體育課程雛形已經基本形成,體育課程作為學校分科課程的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和確立,其主要教學內容是德國、日本的兵式體操和普通體操及一些運動性游戲,這對我國近代學校體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形成發展階段(1904—1949年)
1902年,清政府曾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規定我國各級學堂必須設置體操課程,但卻未能實行。直到1903年,清政府又頒布並開始貫徹實施《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奏定學堂章程》規定:我國各級學堂均設體操課程,並規定了體操課程的目標、課時、學科程度、教法要求。從高等小學校第一年至中學堂第五年都把兵式體操作為主要內容,但由於當時師資力量的極度匱乏,只能由退役軍人擔當體育教師,導致多數情況以兵操代替體操,體操課只進行隊列、隊形練習,最終使得體操課變成了隊列隊形練習。
民國成立伊始,臨時政府頒布了一些有關學校教育的法令,對清末的教育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法令總稱為「壬子癸丑學制」。其教學內容仍然以兵式體操為主,但其課程內容安排的科學性也有很大提高,如隨著學級』的增高,體操課程內容呈現:適宜之游戲一漸加普通體操一時令游戲一加兵式體操(男)-戶外運動或游泳(課內或課外)。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是我國傳統武術以合法的方式進入了學校體育課程,成為體育課教學內容之一。
1922年9月,北洋軍閥的教育部召開學制會議,並於11月1日公布了「壬戌學制」。這次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轉變是學校體育教育從過去的模仿日本,轉為仿效美國,充分體現了這套學制的實用主義思想。把體育課程的名稱由體操科改為體育科,以田徑、體操、球類、游戲等為主要教學內容,並廢除了中小學的兵操。初中把生理衛生納入體育科,高中體育增加了衛生法、健身法和其他運動三方面內容,這樣體育學習和生理衛生知識學習緊密結合起來,使體育教育走向科學化。此時,體育師資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再加上場地、設施等原因,致使「壬戌學制」中所提出的改革內容無法實踐,於是在小學首先出現了「放羊式教學」。
1929年,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又頒發了《小學暫行課程標准:小學體育》《初級中學體育暫行課程標准》和《高級中學普通科體育暫行課程標准》三個體育課程標准,第一次把以往的體操課改為體育課,並一直延續至今。這一時期的體育課程明確規定把體育課程分為課內和課外兩類,且詳細規定了教學時間分課內和課外。如小學中低年級每周課內時間為150分鍾,高年級每周課內時間為180分鍾,每天課外活動時間為2—3小時以上。課內教學內容有游戲、體操、球類、田徑以及器械運動等;課外內容包括課外運動、日常姿勢比賽、定期運動會等。後來體育教學內容又把田徑運動、遠足和登山提前安排在小學中年級開始。

㈣ 近代西方體育如何傳到中國

一、西方體育傳入中國的途徑
（一）聘請外國人來華傳授
「洋務運動」中聘請英國、德國、日本等教授兵操，清朝末期「新政」後教育改革中聘請外國體育教師來華教學。
（二）外國人在華從事體育活動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商人、軍人等駐留中國期間開展體育活動，感染和影響附近中國人，尤其是租界體育推動了中國人對體育的認識與實踐。
（三）中國留學生的學習與傳播
1872年以後，中國多批留學生赴美國、日本等國學習，在國外參與體育實踐或者學習體育專業，回國後推動了西方體育的傳播。

（四）教會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傳播
1840年以後，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始建立教會學校，開展課外體育活動，這些學校的運動成績突出。1876年以後基督教青年會開始在中國建立，創辦體育刊物，舉辦體育講習班，建造運動場，組織運動競賽是他們的主要活動。
（五）從國外書刊中學習
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組織翻譯了一些國外書刊，其中有部分體育內容。

二、西方體育傳入中國的狀況
（一）中國人對西方體育的態度
1、西學源出中國說
如有人提出墨子的「飛鳶」就是飛機的起源。
2、中體西用說
中國傳統「經世致用」觀念的產物，張之洞提出。
3、國粹體育論
在清朝末年出現，具有很積極的意義。後來被復古主義利用。
（二）西方體育傳入中國的狀況
1、沿海比內地早，城市比農村早。
2、體操最早，田徑其次，游泳和球類稍晚。

三、洋務運動與西方體育傳入
19世紀60-90年代興起的以「福國強兵」為目的運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是代表人物。

（一）洋務派軍隊的西式編制與兵操的施行
從英國、德國、日本等國聘請洋操教官，1976年選拔年少力壯的中下級軍官等7人去德國學習並才。
早期以練習英國兵操為主，後來多採用德國體操，也有單杠等器械體操。

（二）洋務派教育與西方體育的傳播
為引進西方科技成果，洋務派創辦新式學堂和派遣留學生出國。洋務派創辦了不少軍事工業學堂和軍事學堂。如1866年的福州船政學堂，1881年的北洋水師學堂，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 1886年的廣東陸師學堂。各學堂一般設體操課，並且聘請外國教師。
（三）對洋務派引進西方體育的評價
1、開創了我國最早有組織地接受西方體育的實踐。
2、主要從軍事需要角度引進西方體育，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

四、戊戌變法與西方體育的進一步引進
戊戌維新是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主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於1898年興起的試圖通過資產階級革新挽救清王朝封建統治的變法運動。
（一）康有為的體育思想與實踐

烏托邦式的著作——《大同書》全面反映了康有為的教育和體育四，強調通過體操健身，注重兒童與青少年體育，認為兒童階段應以體育為第一位。主張把習禮、音樂和體育結合起來。 1894年廣州開辦了萬木草堂，特設學生幹部——干城學長主觀督率體操，要求學生隔日練習體操，假期游歷。
（二）梁啟超的體育思想與實踐
提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
著有《中國之武士道》，極力提倡尚武精神，反對纏足和早婚。
1897年擔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時所設課程有體操。

（三）譚嗣同的體育思想與實踐
主動論者，認為「西人以喜動而霸五大洲」，「主靜者，惰歸之暮氣，鬼道也」。和別人組織延年會，每天六點半起來練習體操。與大刀王五是好友，著有《劍經衍葛》，論述了劍法。
（四）嚴復的體育思想與實踐
著有《救亡決論》、《原強》等，鼓吹「強國強種」，曾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擔任總教習。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㈤ 中國近代教育的普及與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傳統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演變。逐步形成了具有明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色彩的中國近代教育體系，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和與反帝反封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相適應，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進步的思想家，主張變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中心的向西方學習的口號。這一思想不僅對以後的變法維新運動影響很大，而且為西方近代體育引進中國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務運動的「新教育」與西方近代教育的輸入
19世紀60年代，清朝統治階級中一些掌握軍政實權，以鎮壓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軍閥如：奕訁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國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敵不過西方的輪船大炮的。為了實行對內鎮壓人民革命、對外禦侮圖強，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推行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在教育方面，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西學」，以培養科技人材。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各地開辦了造船、兵器等工廠；開辦了外語、船政、機器、軍事等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各國學習。這稱之為「新教育」。它是中國設立近代式學校的開始。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鎮壓起義和反抗斗爭，先後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聘請外國軍官，廢棄傳統的騎射、「弓、刀、石、技勇」，改練洋槍、洋炮、洋操，訓練新式的陸海軍。這樣，做為體育運動的體操首先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出現了。但此時的體操主要是英國的兵操，包括列隊、刺殺、戰陣與戰術等。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軍事的需要，還開辦了一些軍事學堂。如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福建船政學堂等等。這些軍事學堂聘有外國教官，依照外國軍事學校辦理。軍事學堂除開設一些近代軍事學科外，並設有體育課程，稱為體操課。如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入學，授以英國語言，翻譯文法……推步、測量、駕駛諸學。慮其或失文弱，授之槍，俾習步伐；樹之桅，俾習升降」，「以升降嫻其技藝，即以練其筋力」。由此看來，洋務派的軍隊和學堂教育是近代西方體育輸入我國的開端，在一定意義上講，洋務運動對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2．維新運動的教育思想與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慘敗以後，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改良，變法維新，被稱為維新運動或維新主義。在維新運動期間，先後頒布了一些有關教育方面的上諭。如：（1）籌辦京師大學堂。（2）令各省督、撫、將、將盛州、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地方自行捐辦的義學、社學等，也一律兼習中西學。（3）所有中小學應讀之書，仍由官書局編譯、頒布遵行。（4）設立農業、茶務、蠶桑、醫學學堂。（5）派人出國游學。可以看出，維新派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來改良封建主義的「舊學」，提倡從「西學」入手，組織學會，興辦學校，開發民智。雖然維新運動僅一百天就失敗了，但維新主義的教育思想對以後的學校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他們從進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發展體育的主張，闡述了體育思想，促使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在維新派中，嚴復是中國最早的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先驅人物。他創辦了北京通藝學堂、上海復旦公學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譯了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一書，譯名為《勸學論》。他是首先在我國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德、智、體三育並重教育的維新主義者。嚴復認為改良中國的社會，自強圖存，保種保國，主要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國家三強：「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他提出的自強保種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強健的身體，有「血氣體力之強」。他認為要具有強健的身體，一方面要通過體育和其它勞動「練體力」，一方面要講衛生。康有為在他的維新主義思想中，非常重視教育。他認為「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康有為的教育思想、體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書》中。他認為大同社會的學校教育應分為《嬰兒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四級。各級教育都要培養德、智、體、美各方面的發展，並提出了各級學校的目的任務、課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視體育，在《大同書》中，較系統全面地提出各級學校的體育和衛生的理論與應有的措施。如：在嬰兒院，注意飲食、嬉遊安息，壯兒體；在小學院，「體操嘗游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干、跳木、沿竿無不具備」；在中學院「體操嘗游步園、操舟諸莫不畢備」；在大學院，「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罕。這表明，康有為是從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思想基礎上來表述其體育思想的，《大同書》不僅提出了我國最早的一個全面、系統而富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為較為系統的學校體育思想。梁啟超師承康有為，非常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要使國家富強，「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他認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張學校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發展的「新民」。他還認為「尚武」是新國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視尚武精神和學校體育。他在《論尚武》一書中，從國家、民族的存亡論述尚武的重要意義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梁啟超的體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國、教育圖強愛國思想的組成部分。總之，資產階級維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體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們以「救亡圖存」為目的，從教育的觀點來論述和倡導體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這一思想對促進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學校體育的興起，尚武風氣的開拓，都起了極大的作用。
張伯苓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
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
4月5日清明節，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冥誕。我以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寄託「心祭」。那一個個方塊字，似乎都化成了與這位教育先哲進行心靈溝通的輕聲細語。
張伯苓先生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他從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講台，創辦新式教育，篳路藍縷，開拓前行，歷經北洋軍閥和民國時代，直至新中國成立。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張伯苓辦學伊始，即以凌厲的銳氣、開放的文化心態、「東西稱盛」的教育目標和宗奉不渝的獨特辦學理念，為把南開做成「私立民有」的學校不懈求索。南開以辦學立意高峻、校風優良、名師薈萃、人才輩出著稱。從南開走出了周恩來、吳大猷、陳省身、曹禺、葉篤正、劉東生、張忠謀（台灣台積電董事長）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實業家。梁啟超曾說：「南開為我教育界之一元氣」。孫中山也稱贊：「南開是世界有名的好學校」。胡適稱張伯苓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美國教育界評價張伯苓：「50年來，以堅定的信仰和毫不動搖的意志獻身教育，振興中華，是全國自信的象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先後授予張伯苓名譽博士學位。
改革開放後，國家在南開大學隆重紀念張伯苓誕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一生。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張伯苓是在舊時代辦教育，在復雜動盪的社會條件下，國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臨的生機與命運，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張伯苓要辦私立教育，沒有政府投入和納稅人供給，獨立支撐一座學府，經費就是頭等難題。1934年，張伯苓寫給南京教育部的報告中曾經慨嘆以私立學校有限之財力，「十五年來，屢感竭蹶」。張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說過，我作為燕京大學校長，在美國有一批潛在的贊助者，而張伯苓沒有這些條件。我深深知道，張伯苓在中國創辦一所私立大學的困難。張伯苓也說，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里台（即南開大學所在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甚至每棵小樹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實，要克服辦學困難，不是沒有「取巧」的辦法。比如擴大招生名額，增收學費，或者賣文憑，開「後門」，南開立馬會有轉機。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堅決不做有損學校聲譽的事情。張伯苓就是這么一個人，樂觀、進取、知難而進。每遇挫折總說：「不要緊，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請他做教育總長，張學良請他當天津市長，他都婉辭不幹，依然矢志不渝地帶領南開前進。
1937年，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南開被炸毀，校園被日軍盤踞，師生四散。面對如此慘局，張伯苓在悲痛中奮然表示，只要舉國抗戰，南開被毀算什麼？打完了仗，再辦一個南開。當時《中央日報》發表社論：「62歲的老人，34年苦心經營的學府，一朝毀滅，而所表現的態度，乃『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這就是南開精神。」這一張大報，破天荒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堅定的教育信念，是張伯苓實現他的奮斗目標和偉大事業的精神動力。而堅定的教育信念，又來自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執著期盼和巋然不動的定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就說過，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內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國之覺悟之崛起」。張伯苓的全部教育奮斗史即立足於此。
把教育的情愛播撒校園
學校是張伯苓的第二生命，學生是他的精神寄託。他從外地歸來，或從國外歸來，不先回家看妻兒，而是先到學校看師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頭扎在辦公室里，而是常到學生寢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學生談話。每周的「修身」集會，照例都給學生講話，從國家大事到人格養成，從南開校史到校訓校風，娓娓道來，入心入腦。周末也常常與學生在一起，或觀摩學生排演話劇，或站在學生堆兒里觀看球賽。新生入學，他能很快記住學生的姓名。南開中學滿千人之前，張伯苓幾乎都能叫出學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況。對於具有特長或者經濟困難的學生，他會格外給予關注。他把關愛、體貼貫穿於學生的學習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規勸、一份理解，不只傳遞著溫情和鼓勵，也蘊含了學生在課堂未必學得到的人生秘訣。當然，他對學生的愛，更多還是體現在為學生營造全面發展的文化氛圍上。南開以學生社團多、課外活動豐富多彩而聞名。正如周恩來所說，南開的教育是自由活潑的。當時的南開教育不是現在的「應試文化」，而是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培養學生適應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愛的教育》中曾說，教育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張伯苓對學生的愛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終把教師放在重要地位
張伯苓是教師出身的職業校長，深知教師特別是優秀教師對一所學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南開大學初期就明確提出「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他是教師的朋友，尊重教師，善待教師，讓教師當家作主，參與學校管理。後來張伯苓進一步提出，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為此，要求南開各院系都要有相當的學術帶頭人，「才必上選，數必充實」，由他們組成教授團隊的核心。同時強調選聘和引進人才要堅持「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的標准，而不能「論學不論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張伯苓的教師觀影響了幾代南開的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了南開重視選拔培養優秀青年學者的良好風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晚年在台灣發表紀念張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別談到南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教研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的經驗，認為南開在這方面確有極高的成就。所謂「予以教研環境」，無非是尊重人才成長規律，營造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於青年學者健康成長，當今創新人才呼之難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導向和教育價值觀上。
強調「三不」辦學主張
獨立的大學精神，最重要的體現是辦學特色。張伯苓注重從自有的資源出發，突出特色和精品，堅持把適應和引導社會需要放在首位，構建有特色的學科和創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貪大求全，堅守辦學的底線，控制發展規模，量力招生，絕不圖財擴招，不開「學店」，不賣文憑。他公開申明辦學「三不」主張：一曰不偏——堅持正確辦學方向；二曰不私——清廉為本，以誠立校，不以辦學為致富之門，不以辦學為狩官之階；三曰不假——不虛假招搖，不欺學生，不欺社會。「三不」主張既是校長的人格，也是學校的「校格」。南開憑此「安身立命」，也賴此賡續不衰。
張伯苓的辦學精神和辦學成就，在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中都有翔實的記述。為了盡可能將一個全面、立體的張伯苓展現給讀者，筆者多年埋首於故紙堆中，無論朝夕，孜孜矻矻，廣事搜求。不僅獲得了大量書刊資料，而且發掘了大量檔案秘籍，僅未刊的張伯苓函札即多達3000餘件；不僅追尋張伯苓的國內足跡，又遠赴哥倫比亞大學訪查張伯苓留美軼事，還從校友中得到不少有價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豐厚基礎上，爬梳剔羅，辨析考證，去偽存真，力求真實客觀，准確可靠。「年譜長編」在體例上也作了一些嘗試，加入歷史真象的細節探究與剖析，還原譜主所處時代的歷史語境，融史料與史識為一體，以期凸顯年譜兼具資料性與學術性的功能。
「年譜長編」或可成為真正認識張伯苓的資源，成為學習借鑒張伯苓辦學精神的寶庫。面對時下「娛樂化解讀」歷史人物的流風，耐心讀一點年譜之類的書，也許是一味不錯的清醒劑。

㈥ 近代以來中國的教育呈現怎樣的演變趨勢

中、來初級教育大力推源行素質教育

問題是，素質教育需要學校從教師到管理人員付出更多的責任心，而身為事業單位鐵飯碗的中國教師和校長們毫無疑問做不到。
所以，人家歐洲國家的素質教育，是通過合作，將低水平的拉高以提高總體素質；
而中國的素質教育，是通過大鍋飯，將高水平的拉低以降低素質差距。

㈦ 中國是怎樣由傳統教育走向近代教育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傳統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演變。逐步形成了具有明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色彩的中國近代教育體系，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和與反帝反封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相適應，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進步的思想家，主張變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中心的向西方學習的口號。這一思想不僅對以後的變法維新運動影響很大，而且為西方近代體育引進中國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務運動的「新教育」與西方近代教育的輸入
19世紀60年代，清朝統治階級中一些掌握軍政實權，以鎮壓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軍閥如：奕訁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國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敵不過西方的輪船大炮的。為了實行對內鎮壓人民革命、對外禦侮圖強，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推行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在教育方面，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西學」，以培養科技人材。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各地開辦了造船、兵器等工廠；開辦了外語、船政、機器、軍事等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各國學習。這稱之為「新教育」。它是中國設立近代式學校的開始。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鎮壓起義和反抗斗爭，先後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聘請外國軍官，廢棄傳統的騎射、「弓、刀、石、技勇」，改練洋槍、洋炮、洋操，訓練新式的陸海軍。這樣，做為體育運動的體操首先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出現了。但此時的體操主要是英國的兵操，包括列隊、刺殺、戰陣與戰術等。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軍事的需要，還開辦了一些軍事學堂。如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福建船政學堂等等。這些軍事學堂聘有外國教官，依照外國軍事學校辦理。軍事學堂除開設一些近代軍事學科外，並設有體育課程，稱為體操課。如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入學，授以英國語言，翻譯文法……推步、測量、駕駛諸學。慮其或失文弱，授之槍，俾習步伐；樹之桅，俾習升降」，「以升降嫻其技藝，即以練其筋力」。由此看來，洋務派的軍隊和學堂教育是近代西方體育輸入我國的開端，在一定意義上講，洋務運動對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2．維新運動的教育思想與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慘敗以後，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改良，變法維新，被稱為維新運動或維新主義。在維新運動期間，先後頒布了一些有關教育方面的上諭。如：（1）籌辦京師大學堂。（2）令各省督、撫、將、將盛州、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地方自行捐辦的義學、社學等，也一律兼習中西學。（3）所有中小學應讀之書，仍由官書局編譯、頒布遵行。（4）設立農業、茶務、蠶桑、醫學學堂。（5）派人出國游學。可以看出，維新派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來改良封建主義的「舊學」，提倡從「西學」入手，組織學會，興辦學校，開發民智。雖然維新運動僅一百天就失敗了，但維新主義的教育思想對以後的學校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他們從進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發展體育的主張，闡述了體育思想，促使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在維新派中，嚴復是中國最早的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先驅人物。他創辦了北京通藝學堂、上海復旦公學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譯了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一書，譯名為《勸學論》。他是首先在我國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德、智、體三育並重教育的維新主義者。嚴復認為改良中國的社會，自強圖存，保種保國，主要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國家三強：「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他提出的自強保種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強健的身體，有「血氣體力之強」。他認為要具有強健的身體，一方面要通過體育和其它勞動「練體力」，一方面要講衛生。康有為在他的維新主義思想中，非常重視教育。他認為「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康有為的教育思想、體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書》中。他認為大同社會的學校教育應分為《嬰兒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四級。各級教育都要培養德、智、體、美各方面的發展，並提出了各級學校的目的任務、課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視體育，在《大同書》中，較系統全面地提出各級學校的體育和衛生的理論與應有的措施。如：在嬰兒院，注意飲食、嬉遊安息，壯兒體；在小學院，「體操嘗游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干、跳木、沿竿無不具備」；在中學院「體操嘗游步園、操舟諸莫不畢備」；在大學院，「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罕。這表明，康有為是從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思想基礎上來表述其體育思想的，《大同書》不僅提出了我國最早的一個全面、系統而富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為較為系統的學校體育思想。梁啟超師承康有為，非常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要使國家富強，「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他認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張學校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發展的「新民」。他還認為「尚武」是新國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視尚武精神和學校體育。他在《論尚武》一書中，從國家、民族的存亡論述尚武的重要意義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梁啟超的體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國、教育圖強愛國思想的組成部分。總之，資產階級維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體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們以「救亡圖存」為目的，從教育的觀點來論述和倡導體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這一思想對促進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學校體育的興起，尚武風氣的開拓，都起了極大的作用。
張伯苓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
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
4月5日清明節，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冥誕。我以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寄託「心祭」。那一個個方塊字，似乎都化成了與這位教育先哲進行心靈溝通的輕聲細語。
張伯苓先生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他從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講台，創辦新式教育，篳路藍縷，開拓前行，歷經北洋軍閥和民國時代，直至新中國成立。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張伯苓辦學伊始，即以凌厲的銳氣、開放的文化心態、「東西稱盛」的教育目標和宗奉不渝的獨特辦學理念，為把南開做成「私立民有」的學校不懈求索。南開以辦學立意高峻、校風優良、名師薈萃、人才輩出著稱。從南開走出了周恩來、吳大猷、陳省身、曹禺、葉篤正、劉東生、張忠謀（台灣台積電董事長）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實業家。梁啟超曾說：「南開為我教育界之一元氣」。孫中山也稱贊：「南開是世界有名的好學校」。胡適稱張伯苓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美國教育界評價張伯苓：「50年來，以堅定的信仰和毫不動搖的意志獻身教育，振興中華，是全國自信的象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先後授予張伯苓名譽博士學位。
改革開放後，國家在南開大學隆重紀念張伯苓誕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一生。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張伯苓是在舊時代辦教育，在復雜動盪的社會條件下，國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臨的生機與命運，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張伯苓要辦私立教育，沒有政府投入和納稅人供給，獨立支撐一座學府，經費就是頭等難題。1934年，張伯苓寫給南京教育部的報告中曾經慨嘆以私立學校有限之財力，「十五年來，屢感竭蹶」。張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說過，我作為燕京大學校長，在美國有一批潛在的贊助者，而張伯苓沒有這些條件。我深深知道，張伯苓在中國創辦一所私立大學的困難。張伯苓也說，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里台（即南開大學所在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甚至每棵小樹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實，要克服辦學困難，不是沒有「取巧」的辦法。比如擴大招生名額，增收學費，或者賣文憑，開「後門」，南開立馬會有轉機。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堅決不做有損學校聲譽的事情。張伯苓就是這么一個人，樂觀、進取、知難而進。每遇挫折總說：「不要緊，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請他做教育總長，張學良請他當天津市長，他都婉辭不幹，依然矢志不渝地帶領南開前進。
1937年，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南開被炸毀，校園被日軍盤踞，師生四散。面對如此慘局，張伯苓在悲痛中奮然表示，只要舉國抗戰，南開被毀算什麼？打完了仗，再辦一個南開。當時《中央日報》發表社論：「62歲的老人，34年苦心經營的學府，一朝毀滅，而所表現的態度，乃『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這就是南開精神。」這一張大報，破天荒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堅定的教育信念，是張伯苓實現他的奮斗目標和偉大事業的精神動力。而堅定的教育信念，又來自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執著期盼和巋然不動的定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就說過，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內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國之覺悟之崛起」。張伯苓的全部教育奮斗史即立足於此。
把教育的情愛播撒校園
學校是張伯苓的第二生命，學生是他的精神寄託。他從外地歸來，或從國外歸來，不先回家看妻兒，而是先到學校看師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頭扎在辦公室里，而是常到學生寢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學生談話。每周的「修身」集會，照例都給學生講話，從國家大事到人格養成，從南開校史到校訓校風，娓娓道來，入心入腦。周末也常常與學生在一起，或觀摩學生排演話劇，或站在學生堆兒里觀看球賽。新生入學，他能很快記住學生的姓名。南開中學滿千人之前，張伯苓幾乎都能叫出學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況。對於具有特長或者經濟困難的學生，他會格外給予關注。他把關愛、體貼貫穿於學生的學習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規勸、一份理解，不只傳遞著溫情和鼓勵，也蘊含了學生在課堂未必學得到的人生秘訣。當然，他對學生的愛，更多還是體現在為學生營造全面發展的文化氛圍上。南開以學生社團多、課外活動豐富多彩而聞名。正如周恩來所說，南開的教育是自由活潑的。當時的南開教育不是現在的「應試文化」，而是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培養學生適應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愛的教育》中曾說，教育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張伯苓對學生的愛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終把教師放在重要地位
張伯苓是教師出身的職業校長，深知教師特別是優秀教師對一所學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南開大學初期就明確提出「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他是教師的朋友，尊重教師，善待教師，讓教師當家作主，參與學校管理。後來張伯苓進一步提出，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為此，要求南開各院系都要有相當的學術帶頭人，「才必上選，數必充實」，由他們組成教授團隊的核心。同時強調選聘和引進人才要堅持「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的標准，而不能「論學不論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張伯苓的教師觀影響了幾代南開的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了南開重視選拔培養優秀青年學者的良好風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晚年在台灣發表紀念張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別談到南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教研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的經驗，認為南開在這方面確有極高的成就。所謂「予以教研環境」，無非是尊重人才成長規律，營造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於青年學者健康成長，當今創新人才呼之難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導向和教育價值觀上。
強調「三不」辦學主張
獨立的大學精神，最重要的體現是辦學特色。張伯苓注重從自有的資源出發，突出特色和精品，堅持把適應和引導社會需要放在首位，構建有特色的學科和創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貪大求全，堅守辦學的底線，控制發展規模，量力招生，絕不圖財擴招，不開「學店」，不賣文憑。他公開申明辦學「三不」主張：一曰不偏——堅持正確辦學方向；二曰不私——清廉為本，以誠立校，不以辦學為致富之門，不以辦學為狩官之階；三曰不假——不虛假招搖，不欺學生，不欺社會。「三不」主張既是校長的人格，也是學校的「校格」。南開憑此「安身立命」，也賴此賡續不衰。
張伯苓的辦學精神和辦學成就，在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中都有翔實的記述。為了盡可能將一個全面、立體的張伯苓展現給讀者，筆者多年埋首於故紙堆中，無論朝夕，孜孜矻矻，廣事搜求。不僅獲得了大量書刊資料，而且發掘了大量檔案秘籍，僅未刊的張伯苓函札即多達3000餘件；不僅追尋張伯苓的國內足跡，又遠赴哥倫比亞大學訪查張伯苓留美軼事，還從校友中得到不少有價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豐厚基礎上，爬梳剔羅，辨析考證，去偽存真，力求真實客觀，准確可靠。「年譜長編」在體例上也作了一些嘗試，加入歷史真象的細節探究與剖析，還原譜主所處時代的歷史語境，融史料與史識為一體，以期凸顯年譜兼具資料性與學術性的功能。
「年譜長編」或可成為真正認識張伯苓的資源，成為學習借鑒張伯苓辦學精神的寶庫。面對時下「娛樂化解讀」歷史人物的流風，耐心讀一點年譜之類的書，也許是一味不錯的清醒劑。

㈧ 大學的體育課程一般有哪些

大學體育專業主要課程：教育學、心理學、人體科學、學校體育學、體育鍛煉、訓練與競賽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受到體育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掌握從事學校體育教育工作的基本能力。

體育專業教育是培養各類體育專門人才的一種特殊的體育教育。這種教育是隨著近代教育制度的確立、近代學校的出現而興起的。

早期體育專業教育機構（如1804年成立的丹麥體操師范學院、1814年成立的瑞典「皇家中央體操學院」、1848年成立的德國「中央體操教師養成所」等）幾乎都是培養體育教師的，可以視為當時的「體育教育」專業。

在歐洲，工業革命後，教育中強調「三育並重」，體育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體育師資有著較為廣泛而穩定的社會需求。這種體育專業單一的狀況，大抵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8)近代中國學校如何上體育課擴展閱讀

普遍認為：體育（或稱為體育運動），是通過有規則的身體運動改造人的「自身自然」的社會實踐活動。體育的基本表現形式是人的有規則的身體運動，其基本任務是對人自身的改造，其作用對象是參與者的「自身自然」。

體育的含義有狹義和廣義的區分。狹義的體育即身體教育，是通過身體活動，增強體質，傳授鍛煉身體的知識、技能、技術，培養道德和意志品質的有目的有計劃的教育過程。它是教育的組成部分，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一個重要方面。

廣義的體育即社會文化活動。體育（廣義的，亦稱體育運動）是指以身體練習為基本手段，以增強體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豐富社會文化生活和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為目的的一種有意識、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它是社會總文化的一部分，其發展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制約，也為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服務。

㈨ 近代體育項目傳入中國的途徑有哪些

一）聘請外復國人來華傳授制
「洋務運動」中聘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軍官教授兵操，清朝末期「新政」後教育改革中聘請外國體育教師來華教學。
（二）外國人在華從事體育活動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商人、軍人等駐留中國期間開展體育活動，感染和影響附近中國人，尤其是租界體育推動了中國人對體育的認識與實踐。
（三）中國留學生的學習與傳播
1872年以後，中國多批留學生赴美國、日本等國學習，在國外參與體育實踐或者學習體育專業，回國後推動了西方體育的傳播。

（四）教會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傳播
1840年以後，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始建立教會學校，開展課外體育活動，這些學校的運動成績突出。1876年以後基督教青年會開始在中國建立，創辦體育刊物，舉辦體育講習班，建造運動場，組織運動競賽是他們的主要活動。
（五）從國外書刊中學習
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組織翻譯了一些國外書刊，其中有部分體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