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刑事訴訟法》陳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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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告縣級人大應該去哪裡
首先來要有確實證據,確自鑿的證據。如果縣級人大確實插手干預司法活動。可以向市人大或者是省人大去反映情況,前提還是再強調一遍,就是要有確實的證據,或者說這個司法程序,如果這個案件違法裁裁判的話,也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如果是生效的話可以申請再審。要具體看案件兒是否能夠反映出歪曲判決。如果該判決符合事實客觀情況,適用法律正確的話,該裁判就不能夠認定為枉法裁判。如果你有該人大或者是人大代表,某一個人的通話錄音或者是其他的錄音證據證明要要求法院作出違背自己意願或者是違背法律要求的判決的話,這個是可以構成干預司法的。
⑶ 什麼內容被寫入最高法報告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在報告的附件中提到了兩件民事案子——「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和「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
最高法的報告提到這兩起「小案」,別有深意,體現了最高審判機關對於那些直接影響社會風氣、萬眾關注的個案的重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也認為,司法裁判還承擔著社會效果和價值導向的功能,「法院要考慮裁判會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示範效應」。
司法判決不僅是調整案件當事人的利益,它還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新的規范、新的是非對錯標准。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可能以相關司法判決作為標尺,來評估自己行為風險和利益得失。所以,一個司法判決的社會效益,不僅限於案件本身,還意味著司法機關決定要確立什麼樣的是非觀,社會成員將遵循什麼樣的是非觀。
以「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來說,醫生正常勸阻老人不要在公共場合吸煙,老人意外病發身亡,一審法院根據「公平原則」,酌定醫生向死者家屬補償1.5萬元。然而,輿論認為判決損害了社會應有的規則意識,終審判決做了及時糾正,讓公眾吃了一顆定心丸。
的確,如果見義勇為、正常勸阻不要在公共場所抽煙,這樣的行為最終在法律上得到了負面評價,甚至讓當事人付出真金白銀,那就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或者形成了社會冷漠氛圍,無人敢挺身而出;或者會讓公眾形成對於違法者、違規者姑息遷就的消極心態,甚至會讓一些違法者、違規者有恃無恐。
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對於公平的最樸素的定義,就是「每個人得到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社會輿論中樸素的正義觀,是法理的源泉之一,司法專業主義應該發揮司法判決定分止爭的作用,引導社會積極向善,給善良者以力量,給勇敢者以保障,在具體司法個案中給出明確的是非觀。
「勸阻吸煙案」和「朱振彪案」這兩起案件的判決,及時回應了民間的焦慮,糾正了之前司法實踐中的某種苗頭——「誰慘誰有理」「死了人總有人賠償」,這種傾向極易讓法律變成了「和稀泥」,讓司法公信蒙塵。
或許,這兩起案件在很多人眼中都屬於社會性的「小案」,但其被寫入最高法工作報告,也代表了中國審判機關法治理念的升級:不僅關注「大案」,更認識到那些情節不大,但影響范圍不小,甚至一起判決可能影響社會風氣的「小案」,用足了司法判決正風俗、定人心的杠桿作用。就此而言,這兩起「小案」價值並不小。
⑷ 法院、檢察院與人大是否有制約關系
你好來!
法院、檢察院之間有相互制約關源系。人大監督制約法院、檢察院,但不是相互關系。具體關系如下:
人大依法監督法院、檢察院工作,法院、檢察院向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
檢察院依法監督法院的刑事審判、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活動。
法院依法受理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刑事案件。